陈汝春
溥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萦绕在我们心中。
1989年，仲夏的一天下午，我按事先的约定，来到位于北京护国寺52号的溥杰先生的住所。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花卉盆景，古朴典雅，幽静宜人。接待我的是溥
杰先生的秘书金子钟先生。
进入客厅后，我向金先生说明来意：一是送来近年来我编写出版的书籍；二是我时下正在着手编写《中日著名书法家集萃》一书，想为溥杰先生撰文收进此文。
他要我稍坐，便走进溥杰先生的书房。不到10分钟，溥杰先生出来了。他身材不高，体态匀称。虽然年逾七旬，但精神矍铄。他是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早年留学日本。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是国内文化名人。
溥杰先生身居高位，但他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他听我说话的口音，便说：“你是东北人，欢迎！”我说：“我多年学习、工作在哈尔滨！”他听说“哈尔滨”，便兴致勃勃同我交谈起来。他向我问起哈尔滨的城市建设情况，还问我俄式建筑保留如何？又问有轨电车还有没有？中央大街的石头道还有没有？我一一作答。
溥杰先生谈兴极佳，从城市问到农村，从太阳岛问到冬天的冰雪，从大庆油田问到大小兴安岭的森林保护和抚育以及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点点滴滴，都浸透了他对黑龙江的热爱和对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关怀之情。
当我说明，我正在编写《中日著名书法家集萃》一书，并想为溥杰先生撰写一篇文稿时，他谦虚地说：“我写的字算不上书法艺术。小的时候，在宫廷，所有的孩童都要写毛笔字，先练楷书，后来又练隶书。我写起字来喜欢无拘无束，书写时，追求笔随人意，自然流动。久而久之，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一种规范的‘体’。有时自己看着也不满意，已经惯了，想改也改不成了。”他十分诚恳地说：“千万不要为我写文章，也不要介绍我的字，免得贻误后人！”
我说：“我编写此书之初，曾把收进者名单寄给中日书界的友人，他们都希望您能进入此书。”他执意不肯，说：“代我向中日书界的朋友解释一下，我就不参加这本书了！”
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唯恐老先生过于劳累，况且他又是今天刚刚从外地视察回来，便想向老先生告辞，他思忖片刻，便说：“你先别走，我送你一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的我的小传，留作纪念吧。”他回到书房，在书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惩毖车鉴”，落款是：“己巳仲夏，汝春先生哂存，溥杰”。
墨迹干了之后，我特别小心翼翼地装入书包里，细心品味先生文字的深刻内含，领悟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
1994年2月28日，溥杰先生于北京病逝，我泪别了先生。一位可敬的老人，一席平常的话语，使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格力量。先生的书，先生的字，连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十几年来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