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云：“云姊姊”走出家春秋，情归《新儿童》
◎她主编的《新儿童》曾经影响无数读者。
◎她用笔名“云姊姊”创作了一批儿童文学名作。
◎她亲历省港两地的文化风云，童心不改。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云姊姊，您可好？我是《新儿童》的读者……”离开《新儿童》杂志近半个世纪了，八十多岁的黄庆云还常常应素未谋面的老读者之约，在香港愉快地叙旧。她感到幸福。
《新儿童》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云姊姊”是黄庆云的笔名。在动荡的年代，《新儿童》凝聚了东南亚一带无数儿童和家长的心，“云姊姊信箱”解答了许多人的问号，慰藉了幼小的心灵。主编这份杂志时，黄庆云21岁，是一个在读研究生，她说：“那时候我办杂志，就像一个学生做功课，来接受老师的考验，拼命把杂志做好。”
2006年香港书展期间，我们来到黄庆云的家里，听她讲过去的故事。有趣的是，黄庆云的新著《我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次书展的推荐图书。回忆往事，她说：“我敢告诉大家，这小册子里说的全是事实。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在书中，没有波澜壮阔，没有痛心疾首，黄庆云只是用一颗悲悯之心，记录下一个时代的真实。这种风格，可以在《新儿童》中寻得渊源。
定居香港后，黄庆云和内地很多儿童文学作家还时常联系。她为儿童文学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深信儿童文学本身就是美的教育。“我没有停过笔，现在还写，主要在香港发表。除了写给儿童看，也写一点给大人看的。有些我写了也不用自己的名字。”她用过很多笔名，其中一个是“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笑道。
前不久，黄庆云摔了一跤，病了一场。谈话时，她就斜倚在椅上，看上去精神不错，不忘起身为我们续上冰镇可乐。她告诉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运动一下，看看报纸看看书，写文章。正谈间，黄庆云的女儿周蜜蜜也来了。周蜜蜜也是知名作家，是罗孚先生的儿媳妇。黄庆云和周钢鸣共有四个孩子，儿子在广州，两个女儿在美国，周蜜蜜在香港。
周蜜蜜就住在附近，常来照顾。黄庆云说：“家里有个佣人帮忙，我一个人住。原来我妈妈和我一块住，后来搬到姐姐那儿了。”“您的妈妈还健在？”“我妈妈今年106岁了。”
主持“云姊姊信箱”
黄庆云1920年生于广州，幼年在香港，11岁返穗，入初中。因成绩优秀，12岁跳班读高中，15岁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广州沦陷后，随学校迁往香港，借香港大学课室上课。1939年大学毕业，出版《民族诗人屈大均》。随后考取岭南大学研究院儿童文学研究生，1941年，黄庆云的论文导师曾昭森教授创办《新儿童》半月刊。从此，黄庆云主编《新儿童》，以“云姊姊”为笔名，主持“云姊姊信箱”。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广州和香港两地都生活过？
黄庆云：我有一个姑妈黄碧云最早学习马列主义，和陈独秀是好朋友，她到过苏联开会，办过中国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在广州被国民党枪毙。我们家里当时就很怕事，爸爸妈妈来到香港，我就跟着来了。我在香港度过童年，直到读中学才回到广州。中学是国立中山大学的附属初中，读了半年之后，再考中山大学附属高中，跳了两级。
南方都市报：高中考的是甲科？
黄庆云：我以为甲科一定好过乙科，谁知甲科是文科，乙科是理科。后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了三年之后，日本人打到广州，我来香港读了最后一年，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广州1938年沦陷，香港是1941年。
南方都市报：你读书的时候学过国画？
黄庆云：我和高剑父学过国画，中山大学请他教画画，选他的课是没有学分的，实际上高剑父也很少来上课。后来我们到春睡画院学画，见我是女孩子，也都欢迎。有一次，高先生请我们到北园饮茶，他说：“大家来作诗。”我作得很快，他就很喜欢，说：“你能作诗，不学画可惜，我来教你。”他对我很好，但是那时候抗战，没有心思慢慢学画。虽然没学成，但是学国画对我后来审美有很大的好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屈大均？
黄庆云：我是1939年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屈大均的。这个论文还没写完，就在香港杂志上登了一部分。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主编《新儿童》杂志？
黄庆云：《新儿童》的社长是曾昭森先生。在香港办了十四期。
南方都市报：曾先生怎么会找你来主编这份杂志？
黄庆云：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南方都市报：就你一个人负责编辑？
黄庆云：文字是我负责。另外有一个同学业余帮帮发行的事。
南方都市报：省港两地都发行？
黄庆云：不只是省港，南洋都发行，美国、加拿大都有少量。
南方都市报：曾昭森先生是《新儿童》的社长，他主要负责什么？
黄庆云：他做很多工作。他自己没有子女，没有借别人的钱，用大学的工资来帮《新儿童》。当时《新儿童》上有“教师之页”、“父母之页”，他也在《新儿童》上写稿，请一些老先生写稿。
南方都市报：曾先生自己研究什么？
黄庆云：研究教育，他很信仰杜威的理论。他觉得《新儿童》可以体现杜威的教育思想。我当时看了一部杜威的著作，邹韬奋写的序言，他说：以前的教育思想是“灌输”，只有杜威提出“启发”。我就很喜欢。中国先进的教育家陶行知、胡适都是杜威的学生。现在看来，《新儿童》当然有很多不足，但是提倡认识儿童本身的价值，怎样培养儿童创造性，都是比较合适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为什么用“云姊姊”这个名字？
黄庆云：开始不是用这个名字，有一个姓朱的女读者，第一封信写来提一个问题，就是写给“云姊姊”的，我就干脆用了这个名字。
南方都市报：每天会收到多少读者来信？
黄庆云：大概每天几十封吧。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时间一一回信？
黄庆云：没有时间，在其中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有时问一些科学的问题，我不懂，就请别人帮忙回答。有些人讲心事、讲理想，有些人病了，就写信告诉我们，我就写信安慰。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工作，当时能应付得了吗？
黄庆云：当时的时间很紧张。我还在读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属于学校补助钱的，规定每天要拿两个小时来帮助老师，收集资料、改学生作业。另外要编杂志，还帮青年会教儿童。很忙，但是可以应付得了。
南方都市报：许地山先生也为《新儿童》写过稿子？
黄庆云：第一期他就写了。当时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好像还是文学院院长。以前我们是借香港大学上课，香港大学白天上课，我们晚上上课。我没有听过许地山先生的课，但是因为办杂志就有了交往。
南方都市报：许地山先生的风度如何？
黄庆云：他有学者风度，很平易近人。他原来是学印度文的，那时候有了《新儿童》之后，他就觉得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发表儿童文学。他很忙的，但是热情写稿。当时香港大学很守旧，教的是文言文、四书六经之类，许先生来了之后，一直在香港大学推行新文化。所以他挤出时间来写儿童文学。每次都叫我上去收稿的，每次都会和我谈他创作每一篇稿的过程。大概写了两期就去世了。以后他儿子就用“未成熟的落花生”的名字来写稿，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儿子这么小，应该是他夫人写的。一直到现在他儿子跟我都有来往。
《新儿童》命运多舛
在《新儿童》出版十四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突然沦陷。黄庆云和香港一些文化人匆忙坐了一只小船，偷渡到澳门，《新儿童》被迫停刊。1942年春，黄庆云从澳门到了大后方桂林，积极筹备复刊。《新儿童》受到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丰子恺等文化人的支持，在全国发行，发展了千名通讯员。1944年9月，日本南侵，桂林失守，《新儿童》再度停刊。抗战胜利后，《新儿童》在广州复刊，宣传和平民主。1946年，广州国民党当局勒令《新儿童》停刊，黄庆云把杂志搬到香港继续出版。
南方都市报：1941年香港沦陷，《新儿童》第一次停刊了？
黄庆云：香港是圣诞节沦陷的，我记得那天我们搬到炮火没有那么厉害的地方，晚上我还在和小朋友讲着故事，小朋友就在那里祈祷：有和平，没战争！(笑)
南方都市报：香港沦陷时你毕业了吗？
黄庆云：研究院未毕业。后来到了桂林。
南方都市报：在桂林如何恢复《新儿童》？
黄庆云：我们卖带去的《新儿童》，筹款来复刊。还办了一个儿童剧场，演出两个剧目，一个是《中国小主人》，一个是《国庆日》，都是抗日题材，很多名作家支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孟超的女儿孟健都担任小主角，她们只有十来岁，让很多人感动得流眼泪。大家通过演出认识了《新儿童》。
南方都市报：丰子恺先生当时和《新儿童》的感情很深？
黄庆云：丰子恺不是很长时间的交往，他的女儿丰一吟来往多一点，她为《新儿童》写稿，她是“儿童通讯员”。像个“儿童世界”！(笑)
南方都市报：那时桂林是后方，要不要跑警报？
黄庆云：要的，桂林常常有警报。那里有很多山洞，就跑到山洞里。我的第一件事是把稿子带上。(笑)在桂林出版的时候非常辛苦，环境很差，举个例子，印刷的纸是用草纸，有很多洞，我们要仔细地挑选，几乎每一张都要看一下。印刷的条件很差，但是工厂的工人很欢迎我们，他们童年也没有机会读很多书，也喜欢看《新儿童》。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周钢鸣先生？
黄庆云：在桂林的时候认识，他是广西人。
南方都市报：他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
黄庆云：他很早的时候就入党了，好像是1934年在上海就入党。
南方都市报：1944年9月桂林失守之后，处境是怎样的？
黄庆云：我们就跑到后方，到李济深家里，在一起的还有柳亚子、李铁夫，住在广西的乡下，日本人打不到那里。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就从后方回到广州？
黄庆云：那时候我们很天真，一胜利就很开心。那时候提倡组织联合政府，和平民主，我们在《新儿童》介绍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都介绍。在广州出了两期，国民党就下令：“无出版之必要。”全部封了。这样，我们又回到香港。
南方都市报：在抗战胜利之后，广州的文化界普遍上对国民党怎么看？
黄庆云：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心向共产党，除了很少数的人对国民党还心存希望。高压都压不住。《新儿童》被迫到香港办之后，开始还不让我们在内地发行。
获奖学金赴美留学
经过战火锻炼，《新儿童》的编辑思想有了转变和提高，内容更接近社会，大量发展儿童通讯员，组织了各地通讯员联谊会。《新儿童》的影响远及东南亚和美洲。1947年，黄庆云获得了助华协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学习，第二年获硕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抗战把你的研究生学习打断了，胜利后有没有读完？
黄庆云：没有，研究生就差半年，但是没有再读了。
南方都市报：1947年如何拿到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
黄庆云：抗战时有很多美国人办援华会，其中有一个叫助华协会，由史沫特莱办的，史沫特莱是名记者，介绍延安，写过朱德。助华协会在中国主要通过陈翰笙工作。
南方都市报：陈翰笙很长寿，活了108岁。
黄庆云：助华协会每年选10个人到美国读书。当时美国那边斗争也很激烈，觉得不能每次选国民党的人去留学，可以公开申请，条件是大学毕业五年后还是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我就写信申请。他们就派了奥克澜教授夫妇来中国面见每位申请者，来香港找我谈谈，谈得比较融洽。那时候《新儿童》的环境很简陋，连一个书柜都没有，他来了看到这个样子，很开心。后来，美国把10个名额降到6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美国，我就住在奥克澜教授家里。奥克澜教授和很多中国人很好，像雷洁琼、冯玉祥。
南方都市报：哥伦比亚的硕士只读了一年？
黄庆云：因为我读过研究生，可以把学分带过去，所以一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在我之后，这个奖学金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生活怎样？
黄庆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们对我是另眼相看的。我当时思想很天真，常常讲：我不是来读学位的，是来学东西的。读书就选我喜欢的东西。后来我的教授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有多进步，我们美国觉得学位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资格。”我说：“有很多专修科要修，浪费我的时间。写论文也很浪费时间。我宁愿多读一点美国的书。”教授说：“必修课一定要读，另外特许你到处去参观。”
南方都市报：参观些什么？
黄庆云：参观所有的儿童剧场、儿童图书馆，凡是有关儿童的活动，我就去参观、作报告，代替论文。这样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钻研一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也请我去讲中国的儿童文学，还给我一点钱，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儿童文学。后来我的成绩还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还得了金钥匙。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还见到老舍、陈翰笙这些人？
黄庆云：美国有一个学生组织，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每两个礼拜就请一些研究中国问题比较出名的人来讲演，譬如陈翰笙、冯玉祥、老舍、史沫特莱。老舍是去访问的。冯玉祥是反对内战的。陈翰笙和我很熟，他和夫人一起去美国，他好像是第三国际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形势多不多？
黄庆云：很多。当时的留学生非富即贵，但是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反对内战的。所谓反对内战，当然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做了很多野蛮的事情。当时有一位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来作报告，讲到学生游行时被打，大家听了都很气愤。
南方都市报：你在美国读书这一年，《新儿童》还有没有出版？
黄庆云：有，我回到香港还是在《新儿童》，一直做到解放回广州。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回到广州？
黄庆云：香港是暂时的嘛。想着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那时对祖国充满理想，大家想回来尽一番力。
历经风雨洗礼
1959年，黄庆云调离《新儿童》，到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还是以写儿童文学为主，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西班牙版本。文化大革命期间，周钢鸣和黄庆云夫妇历经风雨洗礼，黄庆云将这段经历写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她写道：“当人们回顾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这些回忆能够成为细碎的砖瓦，放到人们想念中的博物馆里面，起着凝聚教训，启迪反思的一点点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满足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和周钢鸣先生结婚？
黄庆云：1950年底在广州结婚。后来周钢鸣调到广西当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党委书记，我跟着到广西，住到1955年回广州。《新儿童》在广州还出，还让我当主编，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广西，开始还用《新儿童》这个名字。后来中南局要将《新儿童》搬到广州，由共青团接办。
南方都市报：1955年回广州时正是胡风集团事件，当时广州受影响大吗？
黄庆云：影响大，出现了很多无辜的胡风分子。那些人连胡风都不认识。
南方都市报：回到广州之后，《新儿童》有什么变化？
黄庆云：后来广州就将《新儿童》改成《少先队员》，当时团委跟我讲，我还觉得很光荣！(笑)1957年反右时，说《新儿童》强调文艺，强调文艺当然是我的思想之一，当时批得很厉害。1959年我就调到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
南方都市报：在作协的工作怎样？
黄庆云：在作协当作家时，我整天下乡，很听话的。“文化大革命”时回广州，后来就去了干校，我一下子调出来创作，一下子调去劳动。
南方都市报：周钢鸣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很大冲击？
黄庆云：当时凡是机关的头头就是众矢之的。他当时是广东作协党委书记、副主席。而且，他在上海参加左联，江青在上海不光彩的事左联的人都知道，因而她整了很多人。周钢鸣在上海和她很熟，江青和唐纳，还有赵丹一对结婚，周钢鸣参加了婚礼。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经历。江青想将在上海认识的人一网打尽，赵丹也被害得很惨。周钢鸣的好处是很低调，不出风头，有一次，江青来广州，想见30年代认识她的人，周钢鸣没有见她。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时，还是成天被人抽去斗。但是，可能他的为人比较好，所以那些人对他没有那么差。我在干校回来之后，那些人陆陆续续回来，周钢鸣比我迟很多才回来，成天写检讨、写检讨。
南方都市报：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多吗？
黄庆云：他在他那队，我在我这队，偶尔见一下面，也不敢讲很多话。周钢鸣那时跟我说：“将来受害的还是青年。”初时我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那时候觉得党还是很伟大。但是为什么做那些很封建的事？我这个人很讨厌封建的。我参加革命的原因就是：封建使我觉得是一件很丑恶的事。可能我自己出身在一个破落的大家庭，好像《家》、《春》、《秋》那样，现在为什么做一些迷信的事，拿着牌子喊“万岁”呢？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时看着那些人拉着那些教授游街、殴打，哪里受得住？！怎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时候很多事情很反常，人又没有书读，我觉得这样很不对。我曾经想：上帝，你疯了吗？(笑)真是这样想的。那时候不知将来会怎样。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之后生活怎样？
黄庆云：个个都官复原职，除了一些人。周钢鸣被折磨得很严重，精神很差。1981年就去世了。广东可能还不是“文革”的重灾区，我记得陈残云到北京开会时，很多人上去诉苦，本来他也想去诉苦，后来他说：“不诉了，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写了这本《我的文化大革命》。
黄庆云：我写这本书是当报告文学来写的。写了很久，写得乱糟糟的，没有出版。有一次，我摔了一跤，天天发烧，也不能走路，人瘦了几十磅，所以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这本书写出来。
故知旧友，情谊不改
黄庆云曾担任国际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和秦牧、曾敏之、黄谷柳、黄秋耘等均有深交。1989年，黄庆云赴香港定居。当年《新儿童》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至今情谊尚在。
南方都市报：你和广东哪些作家交往多一点？
黄庆云：和秦牧熟一点，紫风是我的同学。秦牧夫妇为人都比较好。秦牧曾经被批得很厉害。他跟我讲过，曾经想过自杀，有一次带了一条绳子到东湖，一整天不见了。后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考验干部的方法，无所谓了。我觉得哪里有这样考验干部的呢？秦牧后来写东西就变得谨小慎微了。
南方都市报：秦牧想过自杀，曾敏之是真正自杀过？
黄庆云：在暨南大学跳楼，从二楼跳下去。我怕曾敏之再死一次，就跑去劝他不要死了。(笑)曾敏之还是周钢鸣的亲戚。
南方都市报：和黄谷柳交往如何？
黄庆云：我认识黄谷柳是在香港。他很单纯，解放后回到广州就写《渔港新事》，全是事实，但是结果都不让他讲，以后，他写的每篇都是“毒草”。他将自己的钱全部交给组织，不要了，觉得不应该私有，这样都受到批评。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很多年后还有一些读者想找“云姊姊”聊天？
黄庆云：这种情况很多，有一次，我到图书馆演讲，有一个读者告诉我：“我等了几十年见你一面，帮我签个名。”有个美国的女作家来广州，人家问她来做什么？她说：“我想见两个‘云’：一个黄秋耘，一个黄庆云。”(笑)
黄秋耘是国际笔会中国广州笔会的会长，我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他起初在香港是很有钱的家庭，后来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很喜欢文艺，他很伤心，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淡淡的哀愁”。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为人很真实。他和我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关系很好，我也很理解他的快乐和哀愁。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喜欢创作儿童文学？
黄庆云：我小的时候可能受一些书影响，安徒生之类，后来编杂志的时候，读者真的很热情。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广州还组织一个《新儿童》的读者会，香港的、广州的，有些人已经七八十岁了，聚在一起回忆旧时的日子。还有很多人受《新儿童》的影响，后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这些人都很热情。
黄庆云小传
黄庆云：1920年生，广州人。1939年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194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1941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主编《新儿童》杂志，设立“云姊姊信箱”。曾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广州分会副会长。著有《云姊姊信箱》、《幼儿诗歌集》、《奇异的红星》、《我的文化大革命》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西班牙版本。
采写：
本报记者李怀宇
特约摄影：林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