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风采
沈展云
今年9月25日，是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周年。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在20世纪音乐史上的地位，如巍然耸立的绝峰，众山仰止；其音乐之苍凉、悲愤与郁勃之
气，以及对人性的洞烛幽微，在侪辈中无有出其右者。萧斯塔科维奇生逢乱世，目睹了战争和屠戮的人间惨象，他的音乐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肆虐的“见证”。面对政治暴力和不断的批判，人何以堪！萧斯塔科维奇不屈不挠，隐忍以对，惟在音乐中进行“内心抵抗”。悲哉萧氏，勇哉萧氏！以忧患生，亦以忧患死！
为自己谱写“墓志铭”
1960年7月19日，萧斯塔科维奇写信给他的朋友格利克曼，说他正在谱写一首弦乐四重奏，在创作的过程中，他想到了死亡：“如果我在某时一命呜呼，未必有人能专门作曲来寄托对我的哀思。因此，我决定自己为自己先写这么一首乐曲，甚至可以在封面上写道：‘为纪念这首四重奏的作者而作。’这首四重奏的主题是：D.S.C.H，也就是我(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的名字的缩写。作品中利用了我自己的几部作品的主题和革命歌曲《我深受奴役的折磨》；作为作品中的某种暗示，我还利用了瓦格纳的《众神之死》中的《葬礼进行曲》……我曾两次尝试着弹奏这部新创作的四重奏……我对完美的曲式感到惊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首令萧斯塔科维奇悲从中来的四重奏——“第八弦乐四重奏”，描写的是战争、死亡与极权主义的恐怖，乐曲充满哀悼之情，也是个人的内心独白，倾诉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叹息和对自己动荡不安的创作生涯的伤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萧斯塔科维奇给自己写的“墓志铭”。在引起真伪争议的回忆录《见证》中，萧斯塔科维奇也流露出灰暗的心境：“我再也无法形容自己郁郁寡欢的一生了。没有人会相信我活得极为痛苦，我的一生中，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令人振奋的事，有的只是晦暗和郁结。”
而就在这一年的9月14日，54岁的萧斯塔科维奇，这个几十年来一直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不断地受到批判却又顽强地创作的著名作曲家，终于被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宣誓成为党的“同路人”。我们现在已很难推测萧斯塔科维奇在入党时是怎样一种心境，但那几年他苦闷彷徨之极，是有书信为证的(可与上引回忆录中的话互为参照)。1958年9月19日，萧斯塔科维奇给格利克曼回信：“我最近一段时间总觉得寂寞……你在信中所讲的(关于“撒谎”和“良知”的问题——引者)，引起了我的某些思考。我很尊重耶稣基督，尤其重视关于‘因果报应、幸
福与痛苦的均衡’的传说。与两个强盗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当他发现其中的一个强盗在做临终忏悔时，便决定把他一同带到天堂去。这是因为那个强盗的临终忏悔战胜了他自己残暴的一面。正如你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撒谎而感到痛苦’，这种说法使你对那些因撒谎而感到痛苦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萧斯塔科维奇这番话，是夫子自道抑或别有所指？总之终其一生，他都给人留下活得忧心忡忡的印象(我留意到他的很多照片都显露出或紧张或惊惶的表情)。
出入炼狱，方死方生
萧斯塔科维奇是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进行音乐创作的。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从斯大林主义到非斯大林主义再到后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日丹诺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阴影，梦魇一样缠绕着萧斯塔科维奇，令他一生不得安宁。在斯大林时代及其后被整肃的苏联作曲家中，萧斯塔科维奇所承受的精神打击最甚。其音乐作品的遭际，可谓出入炼狱，方死方生——
1927年
创作的第二交响乐、1928年的歌剧《鼻子》以及1929年的第三交响乐，因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被指责为“形式主义”音乐而受到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土壤是不容许生长现代主义的“恶之花”的。于是《鼻子》被禁演，而第二、第三交响乐则在三十年后才重新公演。
1936年
斯大林观看了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对它“感到厌恶”；文化暴吏们说，主题太“腐朽”了；《真理报》奉命发表文章《混乱代替音乐》，猛烈抨击这部歌剧“绝对脱离政治”，“迎合了资产阶级反常的趣味”，旋即禁止演出。同年，因为舞剧《清清的溪流》未能美化苏维埃的新面貌，“错误地描绘”了集体农庄和在斯大林治下幸福生活的农庄庄员，《真理报》发表专论猛烈谴责，从此结束了萧斯塔科维奇作为一个舞剧作曲家的生涯。受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曲风影响的第四交响乐被迫在演出前收回(直到25年后的1961年12月才首次公演)。
1937年
屡受批判却“死不悔改”的萧斯塔科维奇又创作了第五交响乐。他说，这部“忏悔性”的作品是“一位苏联艺术家对‘公正的批评’的创造性的回应”。乐曲的主题旨在“人性的设定”，以贝多芬交响乐的风格，表现了“苏维埃式的悲剧”。这的确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杰作，一经演出，即为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凭着第五交响乐，萧斯塔科维奇在苏联作曲家中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苏联音乐的历史充满了高文化的艺术家与低水平的官僚之间的斗争。”(施瓦茨：《苏俄音乐与音乐生活》，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版。)
1939年
创作的第六交响乐，也是命运多蹇。在这部乐曲中，萧斯塔科维奇试图“努力把自己的艺术生活与苏维埃联盟的新生活合为一体”，不料仍然受到批评；而西方的音乐评论家又认为它太通俗太守旧，说他“不得不按照党的命令来创作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是苏俄历史上最恐怖的岁月，斯大林的大清洗遍及全国，成千上万的革命功臣、知识分子、异见人士被屠杀、流放或投入劳改营，“整个国家成了一所无可逃遁的大监狱”。这时候的萧斯塔科维奇，更是如履薄冰，不知道将面临何种命运。
1941年
6月纳粹德国背弃了在1939年与斯大林达成的黑幕交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面对比自己更流氓的希特勒，斯大林不敢再在自家后院玩火了，与其自毁长城，莫如倾国之力抵御外敌，以收民心。在关键时刻，斯大林发挥了他临危不乱的非凡魄力。萧斯塔科维奇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战争后勤工作，挖战壕、当业余消防队员。他戴着消防帽的照片，刊登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可见西方对他颇为关注。同年9月，列宁格勒陷入重围，萧斯塔科维奇在战火纷飞的危城中创作出震撼世界乐坛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乐。因为乐曲激扬悲壮的旋律鼓舞了正在进行卫国战争的苏联人民，《真理报》破天荒地发表文章赞扬萧斯塔科维奇，苏联政府特此颁给他“斯大林奖”。对自己的作品获得以伟大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萧斯塔科维奇并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历尽严酷环境修炼的他，大抵已宠辱不惊了。
1943年
萧斯塔科维奇完成同样是描写战争的第八交响乐。“萧八”的主题是悲观的，弥漫着厌战的情绪、对战争及其恐怖的颤栗的哀号。在这个时候创作如此不合时宜的乐曲，其命运可想而知。这部被认为是“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交响乐，到1957年才被“解冻”。
1945年
4月，苏联军队攻克柏林。11月，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乐在列宁格勒首次公演。这首乐曲轻松诙谐，借用目下时髦批评家的话语，是缺乏“宏大叙事”。“萧九”引起很多御用音乐家的“强烈不满”，他们期待的是“不朽的壁画式的胜利交响乐”，而萧斯塔科维奇却在音乐中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被认为有辱为国捐躯的烈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发表文章指责此曲“不正经、任性、不知轻重、灰暗，完全缺乏意识形态的意念”。
1946年
斯大林制定了更严密地控制文化活动的新路线，“文艺沙皇”日丹诺夫全面实施这个政策，既是检察官又是执行官。早在1934年，日丹诺夫就开始充当斯大林的文艺打手，他与高尔基一起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党的意识形态宣言”，对文艺创作中的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发起批判。此公心狠手辣，所向披靡，令苏联知识分子闻风丧胆；一经被其点名批判，知识分子无不缴械投降，承认“罪行”。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说：“苏联人民胜利后，我曾以为三十年代大清洗的事不会重演，可是，遭受非难的名单上，新的名字每天在增加。谴责对准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和萧斯塔科维奇。”日丹诺夫非但手段狠辣，且出言恶毒刻薄。他污辱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不完全是修女，也不完全是娼妓，确切地说，是祈祷和卖淫混在一起的修女和娼妓的混合物”。类似这样下流的话，纳粹分子对犹太人也说过。“日丹诺夫之乱”一直延续到他死去的1948年。这一年，联共(布)中央再次决定对形式主义进行批判，首当其冲者仍然是萧斯塔科维奇。苏联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点名攻击“萧八”和“萧九”，致使萧斯塔科维奇丧失了教学职位。
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去世。四个月之后，被苏联知识分子视为恐怖与屠杀的象征的内务部头子贝利亚被枪毙，罪有攸归。社稷丕变，但斯大林的阴影犹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寒冷的坚冰还未打破。同年12月，萧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乐首演。这阕乐曲的主题阴沉压抑，音乐情绪游荡于忧伤与激越之间，散发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几十年来的家国忧患、人世沧桑，都于此淋漓尽致地宣泄。“萧十”同样引起激烈的争议，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列举了几大罪状：悲观主义、忧郁、歇斯底里和形式主义。然而扰攘一时的批判已无法阻止这部音乐作品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1954年
5月，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成为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围绕着苏联文艺界“解冻”的较量，持续了将近十年——“苏联文化政策的来回反复，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强硬路线的奉行者与自由化道路的拥护者之间的拉锯战所造成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之后，接着总是对思想的粗暴约束。”(施瓦茨)
1957年
萧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十一交响乐，这是他的十五首交响乐中最具史诗性、悲剧性的宏大作品。“萧十一”的副标题是“1905”，当年，在俄国爆发了人民反抗沙皇极权统治，要求自由的民主革命，游行请愿的人民在冬宫广场惨遭大屠杀，萧斯塔科维奇以此曲纪念那段悲壮的日子。“萧十一”第二乐章的“广场主题”和“军号主题”，真实地描绘了在广场上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和人民的英勇反抗，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第三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撼人心魄，哀悼至深，自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的“英雄葬礼”之后，无有出其右者。“萧十一”已然成为不朽之作，批判的喧嚣亦稍有收敛。
旷世之作“萧十三”
1961年9月，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发表了诗歌《娘子谷》。娘子谷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条山谷，1941年9月19日，纳粹德国的军队在这里屠杀了数万乌克兰犹太人。萧斯塔科维奇读了这首控诉反犹主义血腥暴行的诗歌，深为震动，从1962年5月开始，即以《娘子谷》为歌词，谱写其第十三交响乐。同年10月，叶甫图申科又发表了《斯大林的继承者》和《恐惧》两首诗，告诫人们要警惕斯大林主义的重现。应萧斯塔科维奇之约，叶甫图申科再为“萧十三”的创作提供了四首诗(包括《恐惧》，萧斯塔科维奇说这首诗前半部分关于“恐惧”、“沉默”、“呐喊”的描写，“完全适合我的创作构思”)，以构成一部五乐章挽歌式的宏大的声乐交响乐。萧斯塔科维奇正在创作一部悲剧交响乐的消息传开了，莫斯科人民以热切的心情期待着“萧十三”的公演；当局也严阵以待，作了防范。萧斯塔科维奇抱病完成了“萧十三”，原拟邀请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执棒，但他惟恐惹祸上身，予以婉拒；另一位著名男低音也迫于压力不敢参加演出。萧斯塔科维奇遂改请著名指挥家康德拉辛(后流亡西方)相助，康德拉辛不畏风险，答应指挥。
12月18日，是“萧十三”首演之日，冒着严寒排队购票的人龙穿越了几条街道，剧院外的广场被警察封锁了，也不准电视转播，但音乐厅内挤满了听众。演出结束时，萧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走上舞台，观众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这两位秉持自由精神的艺术家深切致意。赫鲁晓夫本来就想对叶甫图申科和萧斯塔科维奇大张挞伐——因为苏联也有反犹主义的传统和劣迹，而《娘子谷》则有影射之嫌——还未惩戒，又再煽动人心，破坏安定团结，乃决意封杀。官方责令叶甫图申科修改《娘子谷》中有关犹太人死亡场景的描写，删去《恐惧》中暗示苏联扼杀自由的要害之处，否则不准再演出。叶甫图申科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对歌词作了重大修改，并增加了歌颂苏联的内容。叶甫图申科对歌词的“破坏”固然令萧斯塔科维奇极为不满，但禁网森然，亦无可奈何；感同身受，他体谅其苦衷，认为“叶甫图申科是一位真正的大诗人，而他大脑中的缺陷和漏洞迟早会得到弥补的”。1966年，“萧十三”被允许重新上演，到了1971年，才在苏联出版管弦乐总谱。第十一和第十三交响乐是萧斯塔科维奇呕心沥血之作，宏伟壮丽如巨型纪念碑，是其音乐广厦的根基，有了这两部旷世之作和十五首弦乐四重奏，萧斯塔科维奇在二十世纪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就不可动摇。
做一个“癫僧”式作曲家
斯大林对待知识分子一向薄情之极、贱视之极、狠毒之极，“斯大林一挥手就能创造或毁灭整个文化运动”。萧斯塔科维奇即使不断受到斯大林和苏联意识形态部门的严厉批判，已经心力交瘁，仍然恪守忠恕之道，没有公开表示异议。从十月革命前后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时代，由于对政治现实的惶恐与抵触，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离开了俄罗斯。萧斯塔科维奇曾经出国疗养或演出，却没有像他的同行或好友那样选择出走；虽然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折磨，但他始终与灾难深重的祖国不离不弃。在冷战时代，他的起伏沉浮，也成为西方窥测苏联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动向的晴雨表，“在西方，他的名字不论对左派或右派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音乐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位作曲家被放在如此富于政治性的地位上”。但萧斯塔科维奇不是那种以政治为职业的知识分子。《见证》的“整理者”伏尔科夫分析说，萧斯塔科维奇“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但是他很清楚，完全的屈从有扼杀自己的创造力的危险。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做一个“佯装癫狂”的“癫僧”式作曲家；“他故意用貌似荒唐的方式委婉地向世人说明他的见识。他装傻，实际上坚持不懈地揭露邪恶与不义。癫僧可以揭露不义而保持相对的安全。萧斯塔科维奇在他的一生中不时回到这种继承了对受压迫人民关怀的癫僧的角色上来”。这的确是深中肯綮。
苏联当局屡屡施予他批判与荣誉，一手硬一手软。每当西方关注他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况，他都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为苏联的铁腕文艺政策辩护，否认受到当局的打击。1954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因写《长征》一书为中国读者所熟悉)采访萧斯塔科维奇，当讨论到创作自由的问题时，萧斯塔科维奇回答说：“苏联的艺术家比西方的艺术家有更多的自由。”表态之情状，恭顺有加，但已然口是心非，一派“革命的伪善”；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在乐曲中借各种“形式主义”宣泄自己的不满，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表达反抗的情绪。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情绪是其政治情绪的直接流露和反映，他的音乐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大动大静，充满张力，喧嚣、躁动、不安、焦虑、紧张、压抑、痛苦、悲愤、忧愁、阴郁、狂暴、坚毅、软弱、恐惧、绝望、孤寂、哀悼、谐谑、狡黠、嘲讽、怀疑、妥协、对抗……听他的交响乐，每每令人血脉贲张高度亢奋乃至有精神虚脱之感。鲜有作曲家像他那样经受过如此不堪的政治惊涛骇浪，他把自己一生的遭际和他所处的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的风云变幻都寄寓于其乐曲所发出的非凡的音响之中，决意冲破专制罗网的羁勒。
斯大林讨厌一切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偏偏萧斯塔科维奇最推崇最擅长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斯大林要把“形式主义”扫地出门，要萧斯塔科维奇将作品匡正成忠于现实的模样，但他阳奉阴违，不予修改，坚守艺术良心，宁愿“冷冻”自己的作品以俟海晏河清。为了不被官方剥夺最后的创作权利，他戴着面具虚与委蛇。在大多数时候，他在现实中妥协——他的妥协是有边界的——而在音乐中抵抗，这是一种极痛苦极无奈的“良心抵抗”。这种在人格上的“二律背反”行为，可称之为“萧斯塔科维奇现象”，这种现象，在集权主义国家中并不罕见。在“思想的煤气室”里，随时都会被思想的毒气所熏倒，严酷的政治生态迫使萧斯塔科维奇采取一种扭曲人格的方式以求生存，又或是无奈的选择。
音乐史上不世出的异数
1975年8月9日，萧斯塔科维奇那颗疲惫不堪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9岁。他生于忧患，亦死于忧患。吊诡的是，对于这位饱受批判的作曲家，苏联当局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和评价，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当各级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麇集于灵堂时，一位音乐家说：乌鸦聚会了。
萧斯塔科维奇一生作品丰赡，古典音乐的各种体裁，他几乎都有所涉猎。其作曲技法博采众长，形式多变，在同侪中最为秀桀。十五部交响乐、两首钢琴协奏曲、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大提琴协奏曲都是二十世纪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自贝多芬的十六首杰出的弦乐四重奏以来，堪与比肩者只有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和萧斯塔科维奇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巴赫于1742年完成伟大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萧斯塔科维奇于1951年创作了向巴赫致敬的《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其间二百余年，为独奏钢琴而写的非标题大型“前奏与赋格曲”阙如，惟此二作前后辉映，彪炳乐坛。
在世界音乐史上，巴洛克时代的巴赫、古典主义时代的贝多芬和集权主义时代的萧斯塔科维奇，是三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巴赫的音乐崇高神圣，是纯粹与严整的象征，形而上的天籁，容不下一丝杂质的至善至美；贝多芬的音乐博大深邃，是生命信、望、爱的重寄，庄严和坚强的精神典范；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悲怆忧患，是人类的苦难与隐忍，呐喊与抗争，冲突与拯救的见证。巴赫代表了巴洛克音乐的纯粹理性，贝多芬代表了古典主义音乐的辩证理性，萧斯塔科维奇代表了现代音乐的实践理性。萧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史上不世出的异数，他的音乐是牢笼中的音乐，是挣脱精神枷锁的囚徒之歌。
◎沈展云，学者，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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