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在当代文学史上，刘心武是一个出“新闻”的人物。他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1985年又凭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后来发表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也都名噪一时。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是刘心武》，书中作者回忆了自己60年的生活经历、几部重要文学作品诞生的经过，并讲述
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借由这些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发展的鲜明印记。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从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
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试着给报刊投寄稿件。
我已经记不清都投寄过些什么。总之，不是投给“中学生征文”或“幼苗”一类的专栏，而是大摇大摆地作为成年人向报刊投寄“正式”的作品。
屡投屡退。
那时候，刘绍棠已经是知名作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文坛正孕育着、发生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而我对这些事的了解却处于鸿蒙未开的混沌状态。唯一的一次接近成功的情况，是《少年文艺》杂志把我寄去的短篇小说《旗手》打了回来，但附有一封手写的编辑部信件，提了几条意见，让我修改。那个短篇大约是写一次少先队的中队活动，登香山“鬼见愁”，中队旗不慎掉到了悬崖边，于是两名护旗手一个表现得惊慌胆小，另一个则勇敢地爬到悬崖边取回了队旗。素材是取自我们班上的一次少先队活动，但写得非常幼稚。我兴冲冲地修改了一遍，满怀希望地寄回了编辑部。记不清是石沉大海还是终于退了回来，总之是没有刊出，自然很伤心。
伤心归伤心，投稿仍未中断。
到了1958年，我上到高二的时候，才终于在当时的《读书》杂志登出了这篇《谈<第四十一>》。
寄稿子去时我没说自己是还在上学的中学生，只写了家庭地址。结果编辑部大约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成年人，登出后寄给我刊物时，附信请我“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但寄去的稿子一定令他们哑然失笑——他们看出我不过是个一知半解的少年人，因此都婉辞退回了。
我朦胧地意识到，归根结底每个人还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过了一年，我不再装成大人样了，我以中学生的面目给刚创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寄小稿子。我寄去了个小小的快板剧本《王大妈让房》，内容是街道上办托儿所没有房子，一位王大妈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私房，供办托儿所用。编辑部给退了回来，但在油印的统一格式的退稿信下面，一位编辑顺笔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写得挺生动，但报纸不宜提倡公占私房，你是否另写点别的试试。我很快就“另写”了几首儿童诗寄去，结果其中一首很快便登了出来。编辑并写信告诉我另两首也留下备用，后来不但用了那两首，还陆续登出了我接着寄去的几篇“一分钟小说”。
后来《北京晚报》副刊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把我也请去了。编辑见到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时，既不惊讶也不歧视，既不吹捧也不苛求，平等待我，一视同仁。他们使我从少年时代便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编辑部取舍稿子只看质量，而并不把资历、地位、名气、背景搁在头里，因此只要我严肃认真地写稿，投寄去便有可能刊出。
现在偶尔从旧报纸上看见过去发表的“豆腐块”，我总不免脸红，确确实实脸红。
穿开裆裤的照片，就是那么个性质。
然而，我就是这么开始我的写作活动的，多么卑微，多么简陋。
“你看你，又‘鸡啄米’！”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家独立生活，妈妈看见我伏案写稿，总不免调侃地说：“你这样‘鸡啄米’还要啄到几时啊！”
的确，笔在稿纸上一格一格地移动，那动势，那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都令人联想到鸡从地上啄食米粒。
真没想到，我现在竟成了专业“啄米”的“鸡”。啄到几时？怕很难停止了。
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名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后来，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我的平民朋友
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体都还依旧
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不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磐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进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却到处撂着些“破书烂纸”！
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出自己所在的那个层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结识一些平头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点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出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作，尚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点，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点花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点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爱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水中，我喜欢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拔。其中一位为了拔蒲草，索性脱光了跳进水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水里长满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水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水草纠缠，还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
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体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体语言却常常表现在头颈部的摇动上。我就很喜欢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处，把他那颗大头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趣全在读其文章，而“读”平民朋友，那乐趣往往在有声的话语之外，在其生动的肢体语言之中。比如我一位当过消防队员的朋友，他说到不平事，或仅仅是听到我说起委屈，便每隔几分钟重系一次腰带，每次胸臂肌肉都块块饱胀，他言简语罕，这肢体符码的表达，却含意丰富。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交叉点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户只有3/10回住此处，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点上去了，哪儿查得出！我只好怅怅而还。当然，我为那位朋友高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或者会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交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认真地对我说：“总听你说，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好像你就那么趁（意为拥有很多）朋友。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时候，你再转脑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几个朋友！”
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体都还依旧。当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补阙而处之欣欣然为标准，则我的所谓平民朋友，说到底也并没几个。
友情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朋友之称实不应谬安。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长流淌，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盈着善意，这便是友谊的象征。
特别到照相馆去拍下这张照片。当年22岁，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到”了。其实，惊心动魄的人生风雨即将来临，要经受的冲刷还很多很多……
在北京十三中的15个年头（1961－1976年）使我从幼稚走向成熟。我永远珍惜中学教师这段青春期的经历。
2006年4月15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第二天，纽约报纸广泛报道：“座无虚席，夏志清捧场，刘心武妙语惊哥大……”
我在北京的怀抱中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幼年的我和二哥刘心人在重庆南岸摄（1948年）。
半个多世纪以后是我抱住了二哥。岁月悠悠，手足之情愈加浓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