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萱
京城各大工地上庞大的民工群体是无法忽视的。北京一家新锐媒体的几位记者，深入奥运场馆、CBD以及北京物流港等京城各大工地，历时两个月采访写成《大工地上的民工兄弟》。
“深入了解工地上的人写工地上的事儿”，“在城里人眼里，他们有时是有一股不那么好闻的气味，有时是一副憔悴的脏脸，有时是公交车角落里的包袱，有时是控制不住的一串咳嗽。城市人从他们手里买到一天的蔬菜，买到自己喜欢的报纸杂志，买到清洁和平安。他们无处不在，在城市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隐匿难寻，当城市需要脸面的时候。”书序作者高晓岩说。
“工地人生之累”聚焦工地现场。经理胡友生曾经“偶尔偷拿份盒饭，就是为省几块钱”，结婚时“把一个大铁门搁在几块砖上就是婚床”，所以也会愤慨：“这边民工从架子上掉下来摔坏了，那边老板在玩牌。”工头郭玉宝“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有当兵的背景”，“7天盖成小汤山医院”是他的职业骄傲。工头张宏根起家时“天天睡火车站”，现在终于“拉起一支18人的老乡队伍”，不过烦心事儿还是少不了，“拉不着活、干完不结账都令人万分苦恼”。
瓦工杜常义“摔断腿不敢和家里说，秋收只能靠女人”。水工刘亚明庆幸“水工的好处是淋不着晒不着，老在楼里施工”。“姐姐考上公费研究生”让电焊工申松岩无比欣慰。电工刘保仓的心愿是“最起码把老婆带来，最少要到天安门跑一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55岁的小工张家珍，“想给18岁的女儿找个合适对象，最好明年就把婚订了”，而且“生出了儿子，罚款8000元也觉得值”。一个15岁的民工的心声是“我会对所有孩子农民工一样的好”。
“工地边缘之痒”则将触角延伸到工地之外的保安、拾荒人和理发师等，展示了一个与民工群落密切联系的群体。“未满16岁，不得已用假身份证进了保安公司”的保安小伟，值班时不免矛盾，因为“抓住一个和父亲年纪一样的贼，东西不值两块钱”。
保安“胖哥”的坦率代表了这个群体在解决性需求方面的尴尬，“解决性饥饿，一天挣三十块，他花三百块也愿意”，但“不会拿血汗钱都给小姐，跟她只是买卖，干一次就算”。厨师江艳花虽然“一个女人和八个男人一起住在工棚，没有什么不自在”，但发愁的是带到北京的儿子沉迷于网吧，“我就吓唬网吧主：我就在这里喝药”。她的儿子对大城市也产生了依恋，“回去上学去，那还不如在北京的工棚睡觉呢”。
本书深情地勾勒出当下在北京重大工地务工的外地农民的生活场景与艰辛人生。他们身在陌生人群时的尴尬处境，他们背井离乡的无奈与执著，他们为赢得尊严、赢得喝彩、赢得财富而付出的强体力劳动与不得不忍受的相对艰苦的工棚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