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福之
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被日本右翼教科书删除，到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颠覆性的“告别革命”，一个是公然篡改历史，一个是刻意引导我们的孩子从“暴力”和“战争”中解救出来，在专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中感受“和谐”。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意图，却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让孩子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产生历史的迷茫，看不清来路
，辨不清归途。
匪夷所思，身为历史学教授的周春生竟然能够这样说：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据9月6日《羊城晚报》，下同)作为常识，我只知道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客观事实”——既有和谐的“仁者爱人”，也有不和谐的“杀戮掳掠”；既有摧人奋进的中华文明、和平崛起，也有令国人耻辱的丧权辱国、山河破碎；既有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绝唱，也有李、扁“去中国化”的万世遗篇。怎么到了周教授手下，一部深刻生动、矛盾多面的历史就突然可以“变得”比往日“更和谐”了呢？难道历史是可以随意去取舍和修饰、甚至去创造的？难道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更和谐”的历史小说充当历史教科书？我们的精英学者是在倡导唯物史观，抑或唯心史观？
不可思议，香港大学副教授白杰瑞可以这样发问：“过多强调殖民时代民族苦难的历史，是否能造就今天的上海所需要的高级人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扎根于厚重深沉的历史土壤之上。历史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食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族苦难的历史”孕育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骄傲、民族的“风流人物”，它是今天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一角度说，将“民族苦难的历史” 从历史教科书中抹除，有违历史本源，有违历史常识，更有违史学家治史的原则使命和职业良知。白教授如此鼓吹“使学校课程跟上时代”，“使学生适应全球化”，使我们担心：丢根弃源的“跟上”、“适应”，即便能有经济的“振兴”，却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振兴”，能有经济的“崛起”，却不能有涵养、文化、品德、气节的“崛起”，最终也必定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乏力，进而垮掉整个民族的脊梁。
难于想象，历史书只讲“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就能给孩子带来“和谐社会”的认知和实践。更难于想象，这种基于“推进更稳定、较少暴力” 的新历史观，能为国家培养出“服务于当前经济和政治目标”——经济增长、创新、外贸、政治稳定、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和谐社会的适用人材。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来看，只满足于适应高科技的发展需求显然是不全面的，人首先应当是精神的主宰者。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国人的精神上不应该缺少“根”的意识。古人云：知耻而后勇，遇难而奋进。不了解民族历史、尤其不了解“民族苦难的历史”，不珍惜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无历史使命感的人——不管他是学生、学者，还是白教授所说的“高级人材”，都只能算是残缺不全的人。他们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往往只有彷徨、只有患得患失。在当今时代的转折关头，他们难于摆脱 “物欲横流”的折磨，难于摆脱“诚信缺失、投机取巧”的诱惑，难有《礼记》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胸怀，难有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抱负。如此“苍白”的、苟私利的人，甚至数典忘祖的人（历史上也不乏此类人），能托以重任，能寄以大望吗？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历史对国人的忠告。忠于历史是历史教科书的根本，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讲历史是史学教师的本分。然而，一部历史教科书的篡改版，一部“和谐史”的不和谐问世，却要将孩子引向历史的迷茫：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我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是一定会再次发出“救救孩子！” 的呐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