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夏不是个性格孤僻的人，在此之前，我们一直相处得非常愉快。这个性格直爽的老头儿脾气火爆得很，像队员叶峰说的，“什么事也逃不过夏老爷子的火眼金睛，什么话夏老爷子也从不会闷在心里”。
记者：你是怎么报名参加《我的长征》的？
老夏：看报纸啊，那天看的《南京日报》，然后就报名了。
记者：你为什么要长征呢？
老夏：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有红军情结，我老家就是发生秋收起义的地方，红军第一面军旗就是在我们那个县城修水由何长工设计的，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才带着队伍上的井冈山；再一个就是我所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上学到后来当兵，（要参加长征）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方面。
记者：你出发时，想象中的“老夏的长征”是什么样？
老夏：我想象中的长征首先是像战士一样，但现在走下来远不是我所想象的，当然也不能以我的想象为准，我只是参与其中，走我自己的。当然没有上路前这些东西是没法想象的，包括怎么策划，小崔怎么来做，我心中没数，但我想以红军的名义，以长征的名义，这些总是离不开的。
记者：到现在行走四个多月了，“老夏的长征”现在是什么样？
老夏：我的长征还是比较正常，就我自己而言，心情由原来的压抑到现在改善了一些。再就是体能这一关，越走越好，就是在湖南那一段我的脚酸痛、有损伤，现在走五六十公里都没问题，这两方面都还不错。只能说通过我们的走来做一些节目，参观一些遗址，包括烈士墓、会址、战斗遗址，通过电视传出去，让国人更多地知道长征，知道这段历史，我的长征能起这个作用。
记者：以你现在的年岁，体力上会不会吃不消？
老夏：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甚至敢跟他们打赌爬山，你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比）三十公里谁先到，我敢叫板，倒不是说我想争什么，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极限在哪儿。
记者：现在你的牙病是不是最大的困扰？
老夏：这个我应该能克服，其实在进遵义之前就开始疼了，包括过雪山草地，晚上几次都会疼醒，包括吃饭，至少有一个半月吃饭没办法嚼，两边牙都疼。但是要停下来医治至少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小菜，腿还没断，只是痛一点而已，吃饭麻烦一点，睡觉影响一点。
记者：那你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老夏：还是我这种理念，看到队内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很痛苦，但我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我去谈什么、指责什么，就会又变成不和谐的东西，我不想这么做。
记者：长征路上听说你和你女儿和解了，那是怎么回事（长征之前，老夏对女儿恋爱不满意，闹得很僵，女儿都搬出去住了，后来，6月底的时候，老夏和女儿通过短信沟通和解）？
老夏：这个问题我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如果这个问题我都解决不了，那么长征路上我有很多问题都会解决不了，我就从这个问题着手解决。
记者：剩下的长征你将怎么走？
老夏：后面可能好戏不是很多，会议、战役也不是很多，现在可以算得出来，金沙江啊、大渡河啊、泸定桥啊……尽量走到头吧。
记者：你在长征路上有收获吗？
老夏：收获还是有的。这么走过来，有时候特别难过，当你越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回过头来想，觉得那事很小，可能是你自己把它放大了，回过头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原来见过书上那些史料中，你只能感知怎样怎样，你只有身临其境，就像亚克夏山上的红军墓，包括青杠坡，到了那个地方，那种心情跟你坐在家里完全不一样，有些时候，你必须身临其境才能找到与当时历史相吻合的东西。
记者：长征结束你回去后，生活会有改变吗？
老夏：不会有改变，但我会请两三个月的假，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办一个展览。
新报贵州省遵义市电特派记者张侠
老夏自述
出生于秋收起义的发源地———老革命根据地修水县的小山村，自幼爬山越岭上学、砍柴，练就一副好身板，1974年参加全县中学生运动会获男子800米第一名，并破县纪录；1976年高中毕业应征入伍，在师、团报道组从事军事新闻报道；1981年至1985年先后任团、师政治部（处）新闻干事，在《解放军报》《前线报》和地方报刊发表新闻和文学作品二百余篇，并因此两次荣立三等功；1986年转业至修水电视台任记者，后改行从事文博研究和文物考古；1989年至1990年入江西师大历史系读书，1991年调入修水县森林公安局高等专科学校至今，目前任《南京森林公专报》主编。
<责任编辑：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