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诗展20周年回顾
□凌越
既然八十年代的种种实验和创作，需要二十年才能被我们透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创作当然得有相似的耐心。不要匆忙地下结论，比较这个十年或者那个十年孰高孰下，在人
类的长河中，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其实它们是一体的，荣誉和屈辱都得一起去承担。
狂热诗歌氛围催生出来的产物
1988年我还在念高中，虽然高中学业繁忙，但还是和班上的几位同学利用节假日时间，油印了我们自己的小诗刊。里面那些幼稚的诗行就不用说了，可是这一举动本身在当时来说却并非偶然，早在两年前，《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主持者在“大展”的“广告语”中就曾以某种浪漫的语言总结道：“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80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想想在我们那个长江边小城的中学都有这样的诗刊，大展的广告语的夸张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也就是说，1986年的那次诗歌大展之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不断被人提及，甚至二十年后还有媒体对它进行“回顾”，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首先，86诗歌大展是当时狂热的诗歌氛围催生出来的产物，迥异于后来的一些媒体勉强发动的另一些诗歌大展，这些诗歌大展由于时代兴趣本身的转移以及优秀作品的欠缺，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杳无声息了。其次，它也确实为此后的汉语诗坛注入最初的实实在在的动力——一批优秀的诗人就此登上诗坛，开始了他们各不相同的至今尚在发展中的诗歌命运。
86诗歌大展的参展作品最终在两年后结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是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封面是鲜红的底色，配上黑色的“硕大”的书名，简单而又醒目，整个装帧设计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和笨拙。作为“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中的一员，我自然也是这本书最早的购买者之一，而这本书也成为我的藏书里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它跟着我从家乡到我就读大学的上海，最后在我大学毕业后随着我来到广州。在广州的这些年由于自己兴趣的扩展和转移，我很少再去碰它了，它呆在书架的角落里兀自衰老了——书脊已经有些残破，纸页也变得有些灰黄了，封面的红色由最初的热烈自信竟变得有些暗淡和颓唐了(正应和了它自身的命运)。从这本书里走出的那些诗人们同样不会再去频繁眷顾它，因为他们有了装帧更讲究，收录自己诗作更全面的个人诗集，对于红皮书里的少作，他们多少有些避之惟恐不及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他的眼光总是朝向前方的，而且会很自然地轻视所谓客观的自然形势对自己的造就，而是会强调个人的努力和悟性对自身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一大批各具特点的诗人同时出现的时候，某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低估的，因为众所周知，优秀的诗歌和诗人从来不是平均地分配在每一个年代的。
红皮书三编凸现编者观点
整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收录编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流派十四家，第二编收录较次要的流派五十四家，第三编则按地域收录编者认为重要的诗人(就像军区一样，奇怪地分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西南和中南——这也凸现出编者的战略性眼光吧)，有一些诗人在前两编出现过，再次出现只能理解为编者对其作品的偏爱，另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避免遗漏一些未参展的优秀诗人。海子就是出现在第三编“华北”部分，收录三首诗《房屋》、《歌或哭》、《我的窗户里埋着一只为你祝福的杯子》(因为收录诗人太多，每人一般就是选一两首而已，选三首算是重视了)。当时离海子1989年春天卧轨自杀还有半年，离因海子之死而掀起的海子热潮还要更久一点，可见编者已经意识到海子的重要性。在普遍地对海子致哀之后，敏感的诗人很快就因为大量的跟风模仿之作，而刻意和“海子诗风”保持了距离，甚至于也影响到对海子本人诗歌的评价，好些年诗人们在一起谈诗论艺时已经绝少提到海子，因为那已是一个有定论的畅销诗人。可是现在回过头看，海子的诗作的确异乎寻常地早熟和圆润，要比红皮书里大多数同龄诗人成熟得多。顾城是红皮书中另一位已经离世的诗人，他的诗书中收有两首，在第一编朦胧诗派中。严格讲，朦胧诗派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登上诗坛了，红皮书收录朦胧诗派更多的是从诗歌史的角度考虑的，无疑希望红皮书更完整更有权威性。但是在具体选择诗作上，还是显出编者的眼光，比如书中北岛的几首诗就的确更“现代”，和他典型的朦胧诗时期的作品明显不同。顾城的两首诗是《是树木游泳的力量》和《本身》，都是顾城1985年创作的组诗《颂歌世界》里的，顾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国后在诗艺上走得更远，可是在诗歌水准上都没有超过《颂歌世界》。有意思的是，在朦胧诗派中收有多多的两首诗《春之舞》和《火光深处》，这大概是多多第一次被纳入朦胧诗的名下，到现在多多还为自己被当做朦胧诗的一员而无奈和不解，他可能不知道始作俑者其实正是红皮书呢。
第一编显然在书中占有特殊的分量，其中的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已经被证明是当代诗歌中重要的诗歌流派。在诗歌观念上他们更新更成熟，但具体说来二者又有些许不同：非非主义的广泛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令人目眩的诗歌理论，很多时候他们的理论比他们的诗歌要更性感一些。非非主义诗歌理论从西方的语言学找到信心的来源，杨黎更是从法国新小说主将罗伯·格里耶对“物”的强调中找到灵感，可是悖论的是他们时髦地从西方兜了一圈之后，最终却落在强调意象的古老中国诗学上，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承认和面对的，可是杨黎写得较好的《冷风景》和《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在中国诗学的路子上分析也一样行得通。这其实蕴涵着这样一个道理，越前卫越激进其实就越保守。他们文学社相对显得均衡一些，他们的诗作当然是在一个强调平民化和口语化的观念统一指导下，可是可贵的是他们的诗作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失之僵硬，而是保持了诗歌固有的妩媚和敏感——在貌似直白寡味的语言下。因而他们文学社的诗人——以韩东、于坚为代表——能够冲破流派的帷幕，作为个体诗人亦能成立，不像非非主义名下的许多诗人如果脱离群体就立刻显得孱弱不堪。“海上诗群”其实也贡献了像陆忆敏、陈东东、王寅和孟浪这样的优秀诗人，可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他们远不像非非和“他们”那样联系紧密，相应的他们的诗观其实也有较大的分歧，所以他们和非非正相反，个体诗人可以成立，作为流派则理由不足。另外，非非主义和“他们”相对完善的诗观和较多的受众也隐藏着危机，使得他们旗下的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很少敢于越雷池一步，而是在一个稳妥的有效的模式下写作，从而走向他们初衷的反面——反而变得畏缩和保守，全不像他们的宣言所展示的那样绝决和充满勇气，尽管在世俗道德层面上许多后来的追随者故意把诗写得更粗俗。
诗集预示多种可能性
红皮书所收诗人当时都非常年轻，大多都二十多岁，除上述较早熟的诗人外，大多数诗作的幼稚是一望而知的，他们中的许多位只是在这一诗歌浪潮中露了一下脸，随后即迅速隐没在生活的洪流中，就像大多数乘着青春的激情吟诵几句诗的人一样。还有一些诗人，诗展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序幕，他们登上诗坛的姿态也许并不优雅引人注目，但在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他们弥补了这一缺陷，反而爆发出更大的潜力。在“江苏日常主义”里我看到叶辉，而“四川无派”的创立者则是开愚。
现在回头看叶辉在红皮书中的诗，令我惊异地有一种熟识之感。《难以回头的现象》是叶辉二十一二岁时的作品，但却罕见地具有他日后成熟期诗作许多表面性特征，比如叙述式的平淡的语气、错落的诗行，以及他特有的稍嫌突兀的断句方式，只不过在通过日常意象寻求突然的梦魇的过程不及他后来的诗那么自然，诗句本身也没有他后来的诗那种内敛的敏感。日常主义宣言出自叶辉和海波之手，里面的一些话，我们今天可以非常自然地用来评价叶辉自己的诗：“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未来，对于生命环境却显露出急迫、确切的理解需求……日常主义借助外部世界抵制自我意识的分裂；在回返精神现状自由的时刻，给予周围世界以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开愚的“无”派艺术自释，有着过人的机敏：“‘无’以庞大的‘有’存在着，有什么呢，有无。”可是从红皮书中所选的两首诗里(它们有着超现实主义式的神秘)，我们几乎看不到，开愚在九十年代成熟期所创作的那些汪洋恣肆洋溢着强烈社会关怀的诗作的影子。在艺术自释最后，开愚自己作了解释：“必须说明的是，我随时都在否定自己。”——它甚至预示着开愚在最近几年摈弃社会关怀，回归语言本体的又一次转变——一种宿命。
因为前两编要考虑诗展的多样性，编者的妥协非常明显，有时候徐敬亚和孟浪自己都忍不住特地对此加以说明，因此按地域编辑的第三编才尽显编者的意志，第三编诗歌的整体质量也的确最令人满意，那些骄傲地没有响应诗展号召的诗人们这时候被编者主动请进来，比如显然没有主动参展的海子。在最末的中南部分有黄灿然的三首诗，这些诗当然远不如他后来尝试的多种诗风中的优秀之作，可是其硬朗的语调却暗示着这位诗人将来可以期待的路途。
诗风二十年一变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预示着多种可能性的诗集，这种可能性既表现在诗学的路径上，也表现在诗人个体的成长上。孤立地看待这本诗集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的习惯性的怀旧，对过去的东西总是倾向于善意的理解。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言下之意是对目前的诗歌状况的否定，可对那些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而言，二十年后的今天理应是他们最成熟的时期(例如叶辉、黄灿然)，那么否定现在其实就是在否定他们自己，不过很遗憾确实有不少当年的青年才俊就这么被否定了。艾略特尝言，诗风是二十年一变，可是他讲的背景和咱们大不相同，在英美通常诗人们在壮年迎来成熟期，二十年后自然要被取代，可是咱们八十年代的那些诗人才初出茅庐呵。另外，八十年代诗歌实际上和眼下的诗歌现状有着明显的联系，且不说许多诗人是从红皮书走出来的，眼下比较被青年诗人们所认可的一些诗观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些年轻人所提出的，比如“他们”，比如莽汉派。从另一个角度看，如今一些诗人的实验、所关心的问题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些纷繁的流派所能全部涵盖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现在”的写作者，这个问题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我想说的是，既然八十年代的种种实验和创作，需要二十年才能被我们透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创作当然得有相似的耐心，而且诗歌的外部环境二十年来确实完全不一样了(外部环境的改变相对要容易得多，而且并不必然改变诗歌内部的元素，诗歌远比人们想象的固执)，因此诗人们得需要更多的耐心，或者忍耐寂寞的能力？果真如此，他的诗作也必有与此相称的韧性。因此，还是不要匆忙地下结论，比较这个十年或者那个十年孰高孰下，在人类的长河中，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其实它们是一体的，荣誉和屈辱都得一起去承担。
◎凌越，诗人，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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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