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师从陈寅恪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大学三年级时，王永兴第一次听了陈寅恪的课，毅然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读二年级。
●王永兴劝患有眼疾的陈寅恪少开课，陈寅恪说：“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
怎么叫教书匠啊！”
●陈寅恪让王永兴代他向两个困难青年寄钱，说：“我宁可家里再紧一点，也不能再看到青年失学。”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王永兴小传
王永兴，1914年生，辽宁昌图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师从陈寅恪，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其后任陈寅恪助手三年。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着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刚坐下来，王永兴先生就说：“我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又长期心律不齐，尤其天热是最难过的时候。”在一个下午的谈话中，他又重复了几遍。我不禁想起北京大学的另一位名教授金克木先生——据说，他每次和学生见面，总会神采奕奕地重复几遍自己身体如何不行，同楼的季羡林先生说：“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了，估计起码还能说二十年。”
九十多岁的王永兴先生谈了许多陈寅恪的事，不见倦容。他说：“我现在记忆很坏，但是寅恪先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我的老师，心里很难过。我想跟你说，给老师做助教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一整天都能跟老师在一起。很多话我不肯跟别人说，但谢谢你跟我这么一回忆，老师的教导我又重温了一遍。”
我想请王永兴先生多谈一点自己的经历，他笑道：“和老师一比，我的成就微不足道。我是个农家孩子，放猪放牛的，一生能遇到寅恪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和我的爱人也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在谈话中，他一口一个“寅恪先生”，让人肃然起敬。他坦言，如果不是老友王勉先生(鲲西)引见，他不会接受采访：“我自己一生不能读书研究的时间约为三十年，没有建树，愧对恩师。但是寅恪先生的事，值得好好说一说。”
在采访王永兴先生之前，我曾和上海的王勉先生长谈过。王勉先生特别提到1953年陈寅恪口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临行时，王永兴先生强调：“我现在就听老师的话，在重读两唐书，果然有老师说的问题，是有若干地方不懂。我找谁去请教啊？”
降级转系为拜师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王永兴对历史学颇感兴趣。抗战爆发，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王永兴听了陈寅恪讲授的课，深受启发，毅然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开始了与陈寅恪的师生之缘。
南方都市报：你在大学时代起初接受雷海宗先生的史学教育，雷先生上课的情形是怎样的？
王永兴：大一的时候，教我们中国通史的就是雷先生。雷先生的课是必修的，理科学生也是一样，到了清华大学，一定要选中国通史。雷先生是个“史通”，而且表达很“精”。雷先生有个特点，他讲每一课都有若干人名、地名和数字，但是他从来不带一张纸条，空手上课，全凭记忆，却从来没错过一次。我们对雷老师实在是佩服得不得了。不只对我一个人，他对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影响。那种勤苦攻读的学风影响我们一生。
南方都市报：你进清华大学先读的是中文系，然后再转到历史系？
王永兴：我考上清华念的是中文系，那时候清华不大容易考，每年录取大概不会超过三百五六十人。我们那时候也有一种习惯，都要看你入学考试是多少名。我的名次比较后，总是在一百名以后。(笑)抗战开始，日本人占领北京了，北大、清华、南开都迁到湖南长沙，那时叫临时大学。我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块去听了寅恪先生的一堂课，关于唐史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寅恪先生讲课。然后，我们去找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转到历史系，就是因为听了寅恪先生讲的课。我那时候还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潘先生就对我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后来我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潘先生就笑着说：“你们两个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他还说了一句话：“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说。于是我们两个人就都转到了历史系。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先生上课风度如何？
王永兴：他是没有史料不讲课的。他住的地方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他抱着黑色皮包(包着一包书，都是原始材料)来上课。那时候我们觉得他身体并不是很强，好在他眼睛还没坏。有一次，一个学生向寅恪先生请教，他没拿书，就说一段《资治通鉴》里面的内容，问寅恪先生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寅恪先生笑着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司马光的原著，我也去看原著，然后咱们讨论。”这个应该说也是当时清华的学风吧，至少我们念文科的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战争局势变化后，学校很快就从长沙搬走了？
王永兴：后来战争形势越来越往南发展了，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男生一律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如果有病，拿出医生证明可以特殊照顾，但是规定女生坐火车到广州去。我们到广州坐的大概是英国船，往南开，经过越南的海防，那时候越南海防往北直通昆明，接近两国边境的地方，叫蒙自。寅恪先生把师母和孩子(寅恪先生有三个女儿)托付给香港的一个朋友，自己就跟着学校一块穿过越南到蒙自。在蒙自一段时间，我们学生的房子很多很宽，寅恪先生和老师、教职工们住在一个三层小楼里。我们有问题就过去请教他们。蒙自这个城市本来很好，南面有个小湖，这个南湖是很漂亮的，寅恪先生写过关于这个南湖的诗。我在长沙是第一次听寅恪先生讲课，才转系，到蒙自又是听寅恪先生讲课。寅恪先生是两个系合聘的，中文系和历史系，我是历史系的。寅恪先生在历史系开课，魏晋南北朝是一门课，隋唐史又是一门。中文系他又要开课，那时候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寅恪先生跟我说：“你告诉朱先生，我在中文系开什么课。”
我记得当时寅恪先生身体还不错。我有一个印象，我们走路去火车站，他也是走着去的，他拿把伞，还有一根手杖，捆在一起，就那么拿着，其它重的东西就是我们学生帮他拿。他有时候不愿意我们做劳动之类的事，但我们总愿意尽可能地在生活中帮助他，因为他一个人总有衣服啊被子啊之类的事。后来到昆明，昆明的房子盖好了，很简陋。
南方都市报：在昆明西南联大，受陈寅恪先生教益又是什么样的？
王永兴：到了昆明后，寅恪先生住到一个地方叫青云街靛花巷，这个地方很好，面对着昆明的翠湖，那个湖很好看。蒙自有个南湖，也很漂亮。寅恪先生在南湖写诗，在昆明的翠湖也写诗。这些诗不仅我，过去很多人都能背下来，现在老了，都忘了。那时候，寅恪先生眼睛还没坏。我们上课在一个地方叫文林街北院。南院住着女生，男生都集中在城外新盖的房子里，很简陋的房子。那时候我们看寅恪先生身体还好，你想想他上课从青云街靛花巷走到文林街北院，昆明是山城，要上下山的，他是抱着一包书。我们看到先生满头大汗进教室了，头一件事情，他把包打开来，他要写材料在黑板上，没有材料老师是不讲书的。写了两个黑板，那两个黑板讲不了两个钟头，总之是两三次自己写黑板。我们几次要求：“先生，我们来写吧。”他不答应。我们几次要求去给寅恪先生拿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南方都市报：1940年你在清华历史系毕业后，考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
王永兴：我考他的研究生，还不是清华的，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但是导师是寅恪先生。当时是这样，一个西南联大里面包括三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的。寅恪先生本身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组的主任。我们考寅恪先生的研究生时，他不在，他去香港看师母去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也做过几篇论文请寅恪先生看和改，寅恪先生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凡是有问题，我就走路去找寅恪先生，请教他。
这时候昆明轰炸了，非常厉害。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了。到我毕业写论文的时候，寅恪先生又在昆明过了一个学期。我的论文给他改，我知道我不行，我已经花了很大力气写完了，寅恪先生很耐心，丢了一个字也要说我，有错误他就更要指出来。他教育我：“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三年助教生涯
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王永兴师从陈寅恪研究唐史。不久，陈寅恪患上眼疾，一度出国治病。1946年10月，王永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所长郑天挺告诉他，陈寅恪已回到清华大学，提出要王永兴做他的助手。此后，王永兴跟从陈寅恪左右。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先生的眼疾是怎么一回事？
王永兴：在成都燕京大学时，忽然有一天寅恪先生跟师母讲：“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回事？”正好成都有个医院很好，就到那里去看，坏了，这医生医术不够，而且诊断错误，就给他动了手术，是个小手术。谁知道手术完回家，他就说：“不行，我更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人就说世界上眼科医生的权威在伦敦，保证能治好。所以寅恪先生就去昆明，跟两位教授一起飞到伦敦去了，他们也是去照顾寅恪先生的。医生说：你不应该在成都动手术。这个眼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眼神经的视膜脱离了。在伦敦，虽然再次手术，但仍然没治好。1946年春，寅恪先生由英国横渡大西洋回国，途经纽约，当时清华有一位先生在美国，就是赵元任先生，还有一个学生周一良先生。他们到船上去看寅恪先生，并告诉寅恪先生美国的医生也无良策，先生就没下船登岸，这就回到北京了。抗战胜利了，我们文科研究所就搬回了北京。我住在亲戚家，有一天，郑天挺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接到雷海宗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寅恪先生回来了，要你回来给他做助手。”1946年到1948年，总共三年，我就做他的助教。
南方都市报：还记得和陈寅恪先生重逢的情景吗？
王永兴：寅恪先生住在清华新林院53号。那天清早我就在清华南校门下车了，跑步跑到新林院53号，我走到那院子，师母正在院子里跟谁说话，我就给师母行个礼，师母说：“你快进去吧，他在等你。”我就进去了，寅恪先生听见我进来了，说：“哎呀，你来得这么早啊。”寅恪先生笑着跟我头一句话就说：“我要在历史系开一门课，在中文系还要开一门课。”据师母讲，当时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跟他说：“您现在的身体还是比较弱的，少开一门课吧。”寅恪先生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你去中文系，找系主任朱自清先生，问他今年开什么课。”师母当着老师的面跟我说，让我劝他。老师开玩笑地说：“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这样的情景叫我一生难忘。
南方都市报：后来陈寅恪写信给梅贻琦校长帮你解决了住房问题？
王永兴：我当时城里城外地跑，跑那么一两个月吧，老师跟师母就商量，要帮我解决住房问题。可日本侵略时期清华破坏很厉害，老师就给梅贻琦校长写了封信，说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这封信我一直不知道，直到十多年前，我的学生刘桂生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才发现。信中说：“若王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很有效，后来庶务科找我，说给你解决房子问题了，在清华西校门外头，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吧，有个地方叫喇嘛庙，当时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八国联军的时候整个都遭到破坏，我后来就住在那里。给我三间大房子，清华大学好多人羡慕我啊。能有这么大的房子，而且那个走廊很宽。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可以骑小自行车在那里玩儿。这对我一生来讲，我觉得是最幸福时期。
南方都市报：你协助陈寅恪先生治学的工作是怎样的？
王永兴：我一整天和老师在一起，早上我在家吃过了早饭，老师是非常重视时间性的，我七点半一定得到他家，准备功课。中午饭我就在老师家吃。老师的习惯是吃过午饭要休息两个钟头，起来再继续工作，到了晚上将近六点。1946年到1948年，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陪老师读书，读书读到一个阶段，老师也写讲稿。我就在他旁边休息，他想了想，就叫我执笔写。这些讲稿，后来我才发现，我写了一遍之后，师母还要重写一遍。
有人说：陈寅恪讲课，用不着预备。这话是不对的。不错，二十四史大多数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通典》这些书，他都能背下来。这三年，寅恪先生叫我写讲稿，我读一遍《资治通鉴》，他又叫我再读一读杜佑的《通典》。然后他说，你看近期有没有哪个学者发表关于隋唐史财政的论文，你注意一下，有就念给我听一听。我就到图书馆查来查去，查不出来。老师的情况是这样子，眼睛说是恢复了也不是完全恢复，但是有些视感，他能感觉我来了，他会把手伸出来摸摸我。可是我一看，我的老师眼睛没完全恢复，我哭了，我不敢哭出声音来，怕老师听了伤心。老师就说我了：“你是知道我讲课是需要用到什么书的。”我们就开始备课，备课头一件事情，念念《资治通鉴》。老师就跟我说，你要读得慢一点，清楚一些，声音要适当高一点。老师听力也不太好。有一次，他说：“不要读，停下，重读一遍。”老师似乎生气了，实际也并没有生气。我就想：“我一定有什么读错了吧？”老师叫我重读，我就重读。一读我就发现我掉了一个字，哎呀，我说：“老师，我失误了，掉了一个字。”老师就说以后注意点。他就跟我讲司马光，他对司马光非常重视。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写论文时，陈寅恪先生帮你改得多吗？
王永兴：改得多了。老师给我的论文改了一次又一次。老师开课，中文系的课老师照常开。历史系的研究生：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很称赞唐太宗，说他“不世出之人杰”，那个评价太高了，老师说不高。大唐帝国的建立，后来我也翻书，寅恪先生也讲，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还是犹犹豫豫的，主要是靠李世民。李世民的左右手是刘文静，我最近还发表一篇小文章，讲这个刘文静后来被坏人害了。我们的老师是这样，要说论学问，我不敢说，我也从来没去宣扬我的老师，这是老师嘱咐的。他总是说：“我是教书匠，教书匠就是要好好教书。”做人，老师是非常尊重我们。据老师说，这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道德品质。
南方都市报：除了治学之外，生活中你要帮陈寅恪先生做些什么？
王永兴：我一方面是给老师念书，另一方面也是“应门五尺之童”，有人来叫门，我要管这个事情。老师的父亲是散原老人，老师当时拿的工资无论在清华还是北大都是第一多的，但是他的钱绝大部分是供给散原老人。另外，他知道有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要失学了，只要是他认为靠得住的，他就给人家寄钱，这些事情都要经过我的。有一次，老师叫我给两个学生寄钱，我不认识，老师认识。老师说这是有为青年，读书做人都很好，师母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家里用钱相当紧哪。”师母不敢说也不愿意说不肯寄，就这么提醒一句。而这两个青年，老师知道他们困难，但确实是很有为很好的青年，就要给他们寄钱去。他叫我找来地址，就给两个青年寄。他说：“我宁可家里再紧一点，也不能再看到青年失学。”我的师母品行也极高，对老师的照顾无微不至。我和我的孩子都是亲身感受到师母的那种品行气节。我的孩子都管她叫“奶奶”，师母也接受；叫寅恪先生“爷爷”；老师就摸摸他们的头，说“好孩子，好孩子”。
有人说得不对。周一良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写文章：给寅恪先生拜年，寅恪先生坐在屋里头太师椅上，在他脚下铺着一条红地毯，这红地毯直铺到门外。我和周先生很熟了，周先生也可以算是寅恪先生的学生。他说：“我不相信，可人家是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你相信吗？”我说：“管它什么刊物，这就是对寅恪先生的污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寅恪先生和师母商量什么呢？说拜年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传统，孩子叫声爷爷，叫声奶奶，这都可以。但是不要再叫孩子磕头了，鞠一躬，最多三鞠躬就完了。商量定了，就把我叫来，对我说：“从你做起啊”。可是寅恪先生又嘱咐师母：“孩子来了，叫你奶奶，叫我爷爷，你也不给孩子预备点礼物？”师母就懂了。我就和师母说：“师母，不要那么费事了。”师母就预备两份很好的点心和糖果给我的孩子。关于那篇文章我是很清楚的，小辈磕头是有过，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传统，但那铺红地毯啊什么的是绝没有过。
南下一别，天各一方
1948年12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胡适打电话给陈寅恪，南去最末一班飞机为陈寅恪一家保留座位。临行的晚上，王永兴在陈寅恪家帮助收拾行李，陈寅恪平静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师生分别之后，再没见面。1969年，陈寅恪去世。而王永兴在1957年成为“右派”，1958年在山西无可奈何地开始了“浪费生命而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二十年”，直到1978年调回北京大学，成为唐史研究名家。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先生南下临走那天晚上，你在他家，师生都聊了些什么？
王永兴：老师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一生难忘。当时共产党的军队在东北已经攻克了沈阳，一路往南来了。老师要到南方去，胡适和傅斯年打来一个电话，说：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用汽车送你去，你不能带很多东西，只是天坛一个小飞机场。那天晚上，老师就跟我说：“我到南方还照样教书，我用什么书你是清楚的。你把我的书全部整理好放进箱子。”当然，我就遵命了。当时老师家里就只有老师、师母和我。老师就问我：“你回喇嘛庙晚点可不可以？”我说：“完全可以。”老师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有观察。我送给你两个字——诚义。我不轻易对学生做这样的评论，因为你多少年一直在我身边。”
老师跟我说：“以后我们不容易见面了。”我当时立刻流下眼泪了。以后也确实没有再见面了。他就说：“你读书很不错，很听我的话。但你读得不够，我看你还有若干地方不懂，你没有进一步研究。你可要注意，不懂的地方谁都难免，但是要想办法搞清楚。”现在我重读两唐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可想起老师的话，还是要读。我为什么要这么感谢我的老师，他说我有若干地方没搞懂，要我重读。要我把不懂的地方画出来，找人请教。我现在就听老师的话，在重读两唐书，果然有老师说的问题，是有若干地方不懂。我找谁去请教啊？
南方都市报：和陈寅恪先生分别之后，你们联系还多不多？
王永兴：我们的通信不算太多，也不算少。老师是不能自理了，信都是师母写的。老师喜欢吃六必居的酱菜，这在北京就很容易了，但是在广州就难办了。我就到处去找，买最好的酱菜。老师还喜欢吃一种点心，现在不稀奇了，叫萨其马，这是满洲点心。师母写信来，大栅栏有个点心铺子卖这个点心的。当时我正在中华书局参与《二十四史》的整理。我去那儿买，人家告诉我那铺子关门了。郑天挺先生也参与整理《二十四史》，他让我去大栅栏路北的一个铺子，也卖萨其马，也很好。于是我就去买了一包，给老师寄去，师母回信说，他非常喜欢吃。
南方都市报：你1958年去了山西，在山西时，你知道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吗？
王永兴：不知道啊。我是后来才辗转回到北大来。这中间哪，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死而复活的人。这些事情我向来不和人家谈。对老师的第一次悼念会并不是在中国，是在法国。法国有个汉学家，叫戴密微，他听人说寅恪先生故去了，而且故去得很痛苦，他说：“我绝不相信。全世界还有几个陈寅恪，就这么一个啊，谁有这么坏？！”第二天，戴密微的弟子拿香港《大公报》英文版给他念，他才相信了，哭了。
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李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