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夏榆实习生马捷婷
9月9日－15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71岁的大江健三郎再访中国，这已是他的第五次中国之行。
公众场合，大江健三郎总是精神矍铄，但私下却要以药解困。随行者紧张万分地护
着他，阻挡媒体对他的围堵，也化解拥趸们的围观。
专访时间一再被推迟。相关人士为了证明推迟专访是因为大江身体不适，就邀请记者去他下榻的客房探访。
门上挂着“谢绝打扰”的牌子，小心翼翼推开门，却见大江光着脚伏在茶几上写字，而他的皮鞋倒扣在地毯上。
“我已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时，对于或许不久于人世的自己，我并不做太多考虑，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深深忧虑。”头发花白、面孔清癯、鼻梁架着圆形玳瑁眼镜的大江健三郎说，这是他在社科院演讲的开场白。
安田讲堂的回声
8月15日，大江健三郎中国之行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当天晚上，大江和一些日本知识界人士聚集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1200多名听众进行了演讲。
大江健三郎的挚友、文学批评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参与了集会：“我们思考日本是要重新复活以甲级战犯为代表的右翼政治，还是要重新恢复南原繁所捍卫的和平宪法的精神。”
在长达10年的时间，每年8月15日，安田讲堂都有类似的集会。
南原繁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教授，日本战败后不久，1945年12月，当选为东京大学校长。当时他每个月都会对学生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汇集出版后，在战后的日本被人们广泛阅读。
大江健三郎曾在安田讲堂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时间是1963年12月1日，东京大学纪念“学徒出阵”20周年，南原繁的演讲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
随着战局的被动，日军的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即所谓“学徒出阵”。南原繁在那次演讲中回顾了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对学生们说‘即便违抗国家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
大江健三郎对南原繁的演讲记忆深刻。今年8月15日夜，在安田讲堂举行抗议集会时，他回顾了43年前在此见到南原繁的情境，并且朗读了《聆听吧，海神会》一书中的文章，那本书是当年被迫参军的日本青年的日记、诗歌、书信的合集。重温了南原繁的言论之后，大江健三郎表达了自己的忧思：“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
在北京，面对中国听众时，大江健三郎再次提到了南原繁：“南原是一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心理常常困扰着他。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
南原繁曾经告诫日本国民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重建自己的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的情况和放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务。”
然而，“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大江健三郎说。
小森阳一的遗憾印证了大江健三郎的忧虑：“近10年来，我们每年在8月15日都举行集会，但安田讲堂的集会实际上是被日本媒体封杀了。媒体几乎不报道，市民，或者学生，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都是未知的。也正因为媒体进行了10年的抹杀，大江也痛感到了不得不站出来进行政治发言的时候。大江先生能成为运动的中心，对许多认同和平理念的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一个向世界报信的人
大江健三郎称自己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这个比喻来自德国人，他们把君特·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一起戏称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
大江很喜欢这个比喻：“以1945年战败为契机，日本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与近代化初期民权思想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如何偿还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个道德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向德国周边国家谢罪的行为，多层面的日本人表示出了发自内心道德深处的敬意，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统一前后连续发出的批判性的声音，依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对象。”
作为大江健三郎竭力推举的“诺贝尔文学家族中的后备主力”，莫言对大江健三郎做如是评价：“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大江先生不懈地表达？我想，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和‘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的责任和勇气。”
大江健三郎曾说：“我青春的前半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对此，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王中忱有过研究：“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在政治。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让·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与同行或晚辈对自己的评价不同的是大江健三郎对自己的认识，他说：“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我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北京图书大厦，两个多小时的签售中，大江健三郎始终面带笑容。
出于安全考虑，读者被隔离在一个安全区域，想走到大江健三郎面前要排很长的队，但还是不断有人加入到队伍中。
面对读者，大江健三郎举着麦克风讲话时，碰翻了红色桌布上的水杯，他就用手抹着那些水渍，直到水完全渗在红色的桌布里。“我们学到中国的汉字，我们用它表达我们的思想，我的著作又翻译回中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
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谈及最多的作家是鲁迅。在社科院讲堂，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会议厅，甚至在书店跟读者见面，他不断地谈起鲁迅：“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60多年来我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
1935年，大江出生后，母亲的身体就很不好。休产假时，她的朋友给她寄来一些书，其中就包括1935年岩波书店系列文库出版的《鲁迅选集》。
大江12岁时，母亲把《鲁迅选集》当作礼物送给他，那部《鲁迅选集》当中就有短篇小说《孔乙己》。大江觉得自己很像《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大江健三郎小时候家庭贫困，也曾差点到一家小酒店去当伙计，但日本战败后，他有了上中学的机会。
那本《鲁迅选集》现在仍然珍藏在大江健三郎的老家：“鲁迅的作品一直对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让我爱不释手。”
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大江把他所见到的中国人形容为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江感叹道：“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就在那一年，日本连续爆发群众游行，民众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大江健三郎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
因为这次活动，年轻的大江被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东京的游行队伍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大江健三郎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他在房间的入口迎接我们，代表团有30人，我是最后一个，就像个倒茶的。结果周总理在两米以外就对我点着头，伸出手。我一直看着他，想从他身边走过去，但是总理走到我跟前，用法语对我说：‘我对贵校学生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大江说，因为激动，面对著名的北京全聚德烤鸭他一口都没吃。
在南京，大江健三郎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返回北京。9月13日，大江在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长富宫，面对台下数百名日本青年说：“我们周围日本人的生活中，麻木不仁的其实已经太多了。掌握日本政权的这些政治家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反面教材……我自己参加了保卫宪法第九条运动，保卫教育法运动，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严肃之余，大江健三郎不忘幽默：“我本来可以在北京多呆两个星期，但是这样的话，人家会认为你害怕了，不敢回去了，逃到国外去了。以前日本媒体就说过，大江在外国发表演讲，迎合外国听众，所以他在国外就能得奖；回到日本又迎合日本听众，争取支持……但这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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