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德国社会学家费希特这样对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说道，“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在这里，我很想将这段话置换如下：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都浮躁了，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
功利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这样的一番感慨，源于最近连番出现的北大教师“哭穷”现象。先是北大副教授阿忆因“四处走学术穴”，受到网友指责，引发阿忆在网上公布工资单，称如果不“走穴”就活不下去。接着，同为北大副教授的孔庆东力挺阿忆，称阿忆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表示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并自责道：对社会黑暗面过于宽容，远不如阿忆兄的爱憎分明。那么，他们每月的工资数是多少呢？———4786元！
月工资4786元是多是少呢？当然得看以什么为基准。如果与日进斗金的富豪相比，自是可怜，但如果与西部一个农民家庭相比，这个月工资数却比他们的年收入还要多些。当然，“北京大，居不易”，何况教授乃有名有脸之人，这些原因也是有的。但如果要把月入4786元称为“社会黑暗面”，倒是真有点莫名所以了，且以中国目前一般的消费水平看，要说月入4786元还“入不敷出”，也真不知要愧煞多少穷人了。何况就像有网友质疑的：“这么点钱”你还买私家车？
其实，人们对教授叫穷的质疑，并不是全然针对收入情况，而首先在于一些教授学者“太不敬业，四处走学术穴”，以及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某种不健康的阶层意识。所以当教授们拿出自己的工资条，作为自己四处走穴的理由，并为自己辩护，也就难免受到公众指斥。因为显然，工资低不是四处兼职的理由。同时，这个社会固然存在一些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但这同样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功利化、进而自甘堕落的理由。由此而言，那些质疑者并非真是阿忆所称的那种“无脑人”。
也许，现在来谈论“君子固穷”，谈论俄国知识分子拉吉舍夫的那句“我的心由于人类的痛苦而受伤”，显得很不食人间烟火，是要被人耻笑的。而且我们也都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够活得体面，活出尊严，但是毕竟我们也都有自己基于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这就是：在中国，4786元比上虽不足，比下绰绰有余。因此这也表明，我们也并不是要脱离最起码的经济基础来谈论精神，谈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因为有一点是明显的：作为知识分子，一个天然地代表着社会良心的群体，是不是要达到月薪数万之后，始能安心敬业？始能谈论精神与使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精神与使命才使他富有起来，而不是金钱。
一句话：“教授哭穷”显示出一群“精神贵族”的功利与浮躁心态，或者更形象地说，“商人心态”。一个社会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但他们要做的不是如何去致力于改变，却梦想着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且身先士卒地化为行动，这显然绝非知识分子应有之心态。在一个学术品格受到普遍质疑，并面临“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的追问的时代，这才是越来越引起公众警惕与不满的真正原因所在。
不由想起朱学勤先生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文章，其中写道：他们（知识分子）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想一想，“哭穷”不也正是在控诉对自己的“不公”吗？那么，就让他们继续“哭穷”吧。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