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在南京大学的演讲之后，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并没有立即离开南京。昨日，在他下榻的南京中心大酒店，在秋日的明媚阳光照耀下，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说，这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接受纸质媒体的长篇专访。对于《扬子晚报》巨大的传播面以及正气的品格，他素有耳闻，并隐隐产生了欲与本报交流的一种期待。
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文化建树很少，如何才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可怕的是
，目前的消解机制远远超过建设机制，常常一出戏刚开始排，骂声就已开始了。就像很多他并不认识的人翻出他所谓的旧案。在这种“骂声四起”的风气中，个别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因此，在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论博客、谈超女、评“恶搞”，同时，更寄语本报——营造一种充满了可爱人物的时代。
论"挑刺"：别把文化人都糟蹋完了
余秋雨的作品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但其中也有一些声音是不友好的，比如络绎出现的一些“挑刺”。对此，余秋雨有过反击，但现在，他的视角更为高屋建瓴——守护我们的文化尊严。
记者：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很多平民的声音被放大，甚至充斥了辱骂声，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反偶像时代”的到来？
余秋雨：不能说是“反偶像时代”吧。很难认定什么是偶像。网络上的喧嚣，应该是人性本质上的一种冲动，一种“破坏欲望”。其实君子心中也是有垃圾的，但不会把垃圾转化成公共灾难。这种喧嚣的好处就是，渐渐地我们都适应了，不再把骂声当骂声，“皮实”了——一个即使真的碰到小人，也不会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真要对付这种事情，那就只能把它边缘化。就像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反对，但渐渐的，当改革开放以伟大的方式呈现后，这种反对声渐渐就被边缘化了。《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骂的人只有两种：一是政治人物，二是歌星球星。国外不会讨论杨振宁结婚这种事，国际上张艺谋的地位并不比李安低，这个层次是要保护起来的，它呈现的是文化的一种定力。我曾经看到，连季羡林都被挑“有多少错别字”，季老哭笑不得：“我这么老了，即使错了，也是对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消解，那么最后就是文化人被糟蹋完了；如果都这么胡搞，那么文化尊严就没有了。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文化政策的问题吗？
余秋雨：文化政策有问题，还有就是媒体。现在的法律是不管名誉权的，最大的官司也就是调解，刑事案件、经济案件都忙不过来，这种种因素，使得传媒如入无人之境。比如我看到“韦唯数钱”的报道，我不认识韦唯，但当时的直感就是同情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事出有因？就这样毁人名誉。希望你们是传媒中高于净土的一片圣土。
说"博客"：垃圾场也是可以整理的
余秋雨也开“博”，对于博客，他在宽容的同时，更有一份冷静。
记者：现在草根博客如火如荼，是否代表了文化的一种走向？
余秋雨：21世纪的文化最终将走向何方，不知道。只知道大家对文化现状不满意。在我们对文化走向一无所知时，突然冒出博客文化，那种强大的力量和点击率，令任何传统媒介为之失色。但这也许掩盖了每次文化转型期都会遇到的真正问题。
我们只能本着一种原始的人本精神，投入文化过程。所以我也写博。有人说文化人应该拒绝传媒，我觉得这种说法可笑。我们就像游泳者一样，在寻找彼岸，但有很多站在岸上的人，在骂跳下去的人。还有很多人，急着寻找岛屿，或把海市蜃楼当成了岛屿。
记者：比如呢？
余秋雨：比如有人说，我们要抵制市场化，我们千万不能作秀——这都是貌似岛屿的海市蜃楼。
记者：但是博客也有负面性，作家池莉就曾发誓“休博”，认为博客成了垃圾场。
余秋雨：垃圾场也是可以整理的。生活是多元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盛行在网络上的“恶搞风”？
余秋雨：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所缺少的游戏精神，既可自嘲，也可嘲笑他人，娱人娱己。东方朔、徐文长，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恶搞的典型。碰到“恶搞”，心里要松动。现在动漫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成分。
另一方面，“恶”真的不要夸张。不要伤及人品、人格，不要对文化建设带来实质性的破坏。
看“学术明星”：请宽容易中天等人
余秋雨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一度甚至成为“漩涡的中心”，与他在电视上的频频露脸大有关系。然而，余秋雨是坚定的，他不但自己“感受文化的温度”，“有的文化是化成了灰烬，我们要把手伸到灰烬里去摸余温，更要把余温找出来，并且重新点燃起火苗”，还要把这种温度传递给大众。所以，谈易中天等人似乎有些多余——尽管更高一筹，但余秋雨的“相惜”之心也是可见的。
记者：在校时，导师曾告诫我们“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话现在是否特别不合时宜？
余秋雨（微微惊讶）：正相反，如果不接触社会，文章必然是空的。正如康德所言，“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是有勇气在公共事物中运用理性”，如果你躲在那儿，完全看不到观众、得不到检验，那么所谓的学问就是一个游戏。
记者：但是走出书斋的易中天等人却被冠之以“学术超男”的称号，您有何看法？
余秋雨：这种称号应该是一种媒体成果吧。我不认识易中天，但他把课堂先移到大礼堂，再移到电视上，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们需要。
我们还是应该宽容，王小波生前曾经讲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做事的人，一种不让人做事的人。”调查结果，两种人的比例是2：8，做事的人总是少部分人，而且是被嫉妒、被误解最多的。传播，是文化人的使命。文化文化，要“化成天下”。如果我有十分精力，那么，应该是三分研究，三分考察，四分考虑如何让民众接受，考虑传播方式。就像教师，一生琢磨的就是如何让学生听明白。
谈“超女”：别把流行看成方向
作为研究影视文化的学者，余秋雨对于当今雨后春笋般的电视选秀节目无疑是有发言权的。这是他首次公开评点“超女”现象，他用了一种宽容却又一针见血的文化态度。令人意外的是，他还自曝曾给李宇春颁奖。
记者：您是研究影视传播的学者，现在各种选秀节目如火如荼，您如何看待“超女”红透半边天？
余秋雨：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这都是被允许的，但不要看成是方向。流行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快速被轰动、被传染，然后快速被替代。非流行文化不要以嫉妒的眼光看待这种红火，要看它的长久性。文化界有时有点失衡了。在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要有宽容的态度，不要以此作为评判的坐标。不要变成吵闹。所以原文化部官员表态说，他不喜欢“超女”，我觉得以他的这种身份不该做这种表态。
有次我在美国巡回演讲，新加坡有个“超级男声”邀请我去评点，他们也很迷惑。事实上，我有次参加新浪组织的活动，是我给李宇春颁的奖，我对她说：“你没有改变歌词，也没有改变旋律，但你改变了中国普通人表达自己审美需求的方式。”
论争议：“争议人物”是褒义词
一个身处文化转型期的文化代表人物，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裂变的痛苦，有着不被人理解的孤高；但同时，他也拥有了无数的读者和知音。这样走到今天，他越来越从容。他的忍耐心、牺牲心，都因为一份大事业的支撑，而显出了圣光。
记者：您很有文化使命感？
余秋雨：是的，我有文化使命感。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些是这样的。如果只考虑自己，我凭自己写的一部学术著作就可以过得很安逸，不必要一写再写，不必要辞职去旅行，不必要走得那么辛苦，甚至带有危险。
记者：最后一句话，您在意别人对您的种种评价吗？
余秋雨：不在意。文化转型时期走在前面的人，领头做事的人，往往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我理论家不做了，不低级别的院长不做了，去做旅行者，做散文新秀，每个选择可能都让人无法理解。但我深知，我有很多知音。我在青歌赛做评委，讲话时的收视率超过正式的比赛十倍。十倍，是一个怎样的数字。我拥有了不应该拥有的太庞大的知己。
至于议论，太正常了。况且其中也有很多好的意见。身处文化转型时期，文化人物不被争议，那就一定没有走出新路。“争议人物”应该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如果一个文化人，君子小人都喜欢，老结构新结构都喜欢，破坏者建设者都喜欢，那你是谁？
永远不要怕争议，因为，即使是追随者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你。
余秋雨马兰“亲密无间”
访余秋雨，开门的是马兰，貌美、年轻、时尚，似比以前清瘦些。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她一直避居内室，十足的温柔小女人。
毕竟有很多人惋惜，舞台上那样光彩照人的一个名角，因为余秋雨的光芒，竟然暂别舞台，孜孜以“相夫”了。
便向余秋雨探问。他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会演出的。以前她确实遇到一些手续方面的麻烦（把与安徽有关方面的事情一语带过），不过，现在的体制很好，也可以自己申请演出的权利吧。她一直有一个愿望，把我们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和世界接轨。又说：“这几年，她跟着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关注文明，而她更关注表演艺术。”禁不住记者一再追问马兰“复出”的时间，他说：相信快了，明年吧。
后来到了饭桌上，马兰对余秋雨的呵护也是溢于言表。吃螃蟹，她会立即端个盘子给他。看他吃得有些出汗，她就会体贴地帮他擦汗。有人请余秋雨签名时，马兰也会意地帮他拿开桌上的盘子，并以优雅的戏曲动作一直在边上托着，直等到余秋雨签完名。
席间，有人说起马兰现在也通篆刻了。马兰就盈盈地笑“不能说我的篆刻”，看着自己的夫君：这些年，都是在他的引导指点下才开始认识了书法、篆刻。言语间仍然有仰慕之心。
两人的恩爱间确实有一种甜蜜。余秋雨自己“交代”说：“我和马兰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丝缝都抓不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我和马兰离婚了，连我身边的朋友都感到奇怪，更奇怪的是，还越传越兴奋了。”
本报记者鞠健夫冯秋红/文尤晓源周描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