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眉低看
黄灿然
中国读者大概没有几个知道华兹生(BurtonWatson)的，但在外国，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是继阿瑟·韦利之后最伟大的中、日文学翻译家。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寒山
、苏东坡、白居易、陆游、杜甫、《中国的赋》和哥大出版社一本厚厚的《哥伦比亚中国诗歌》；在哲学方面，翻译了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在历史方面，翻译了《史记》、《左传》等。还有佛学方面的著作例如《莲花经》和《临济大师说禅》等。其实，在汉学著作刷新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视野之际，他是应该被认识的，因为他还写了两本出色的专著《早期中国文学》和《中国抒情诗》。
华兹生像韦利一样，也像所有大翻译家一样，首先是一位文体家。他的英文极其优美和流畅，这样的文笔写散文当然不会令人失望，可惜他迄今只有一本一百多页的随笔集《彩虹世界》，谈他在日本的经验。这本书我一年前买来，但因为它跟其他几本书一齐到，所以来不及看。昨晚整理办公室混乱的书籍，才捡出来，回家细读。他笔下日本战后的生活，角度十分独特。其中有若干部分触及他早年的学习生活，这也正是我期待从这本书中读到的。
华兹生极佩服韦利，并把《中国的赋》献给韦利。他也像韦利一样，不会讲中国话，似乎也像韦利一样从未涉足中国。不同的是，韦利也从未涉足日本，尽管他在世时接待过一些慕名而来的日本人，以及受过日本一些有心人的接济；而华兹生一生有很多时间住在日本，退休后也主要住在日本。
一九四三年，华兹生未中学毕业就加入美国海军，一九四五年随军舰到日本。但他的军舰没有去冲绳打仗，而是去马绍尔群岛，为占领日本主岛做准备。等他的船抵达东京湾时，日本已投降，而他也从未遇到怀敌意的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又穷又顺服。他写道:“如果你参加战争，我猜再没有比在一艘军舰上更好的地方了。你永远有吃的、穿的、住的，只要军舰还在漂浮，你就永远不用担心。你永远跟同船的伙伴在一起，不必单独与敌人对峙或短兵相接——一旦发生战斗，也是机械化和不带个人感情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参加对日战争的这种不带个人感情的性质，我们船上的士兵并没有产生对敌人的强烈情绪。”
他们留在近岸的海上，每周可以乘船离开军舰，到岸上自由活动一天。每一次都像探险，因为他们对日本完全没有了解，船上的图书馆也没有任何有关日本的书籍，而他们不仅都不懂日语，而且军方严禁士兵学习日语。“与我预期的相反，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既不阴沉也不带仇恨——我敢肯定如果我吃了败仗，我一定会这样——反而含有一种谨慎和试探性的友善。”他们一伙人在东京公园看见一块石碑，碑上有日文，他们不懂；但还有音符，这他们懂，于是他们便哼起那音乐，并一路这样哼。他们发现他们后面跟着一群日本人，正不解地对他们点头微笑。几个月后华兹生才晓得，那是日本国歌。
华兹生每次上岸，都带着一个笔记本，把通过指手划脚学到的日语单词的发音和意思记下来。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像亚当那样，看见一样东西就叫出它的名字。但要进一步掌握句型就困难了。退伍时，他决心要去读大学，而且决定学汉语和日语。他进哥伦比亚学院学汉语，一九五六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哥大中文系教授。
华兹生在京都大学读研究生时，做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的研究助手，同时在另一所大学兼职教英文。那时物质匮乏，据说吉川收华兹生，是冒大风险的，因为据说吉川的同事曾警告吉川:“外国人每天必须吃大量的肉，否则会病死。”他后来得知，才恍然大悟:难怪吉川有时会用一种疑惧的表情望着他。吉川还建议他申请成为京都大学中文系“旧制”学生，“旧制”是指没有学位，每年只需写一份研究进展报告。新制就是按照美国研究生院的程序。“旧制”实际上学习非常刻苦，但这种研究工作为他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和广交朋友，对后来的事业颇多裨益，追随吉川尤使他学到很多东西。后来他把吉川的名作《宋诗概论》译成英文。
吉川在日本汉学家当中，以关注西方汉学闻名。华兹生说:“我抵达时，他发现我几乎不会讲中国话和日本话，便亲切地宣布他乐意趁此机会提高他的英语会话能力。”但吉川的英语会话似乎改善不大，因为去年复旦大学出版的《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一书中，收有吉川一篇记他在美国探访庞德的文章(写于一九五四年)，“我感到英语不佳的我再在这里(医院)呆下去会更不礼貌，于是向他(庞德)告辞。”
华兹生说，由于他在日本是个外国人，所学在日本人眼中又是一门外国文学，因此常常遇到在日本研究日本文学或在中国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受奉承或受轻视的场合——“哟，你识字比我们还深！”或“你不是本地人，哪会明白！”另一个场合则是，你想迁就本地人时，本地人却想迁就你——“当你鞠躬时，你的日本主人却伸手要跟你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