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至22日这些天，一向安静的山西古城平遥人流如织。第六届平遥国际摄影展正在这里举行。这一届摄影展的规模大于往年，共有80个展览，数量超过8000幅；系列展览包括了10个“多元·和谐”主题展览，30个国内外摄影家个展和10位独立策展人展览。摄影展还首次开设了图片交易中心，吸引了不少摄影师前来，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
平遥国际摄影展被公认为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摄影展。美国联系图片
社的总裁罗伯特·普雷基率领该社著名摄影师前来；摄影展成立了世界高等学院摄影联盟，国内外共有40所高校加盟；墨西哥摄影大师佩德罗·麦耶尔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轰动；而由美国著名摄影文化评论家维姬·戈德堡主持的高端论坛，也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此外，DV影像展、网络影像展、奥运体育摄影培训班等活动，处处显示出平遥“与时俱进”的立场。
今年摄影展的人气之旺，甚至连主办方都始料不及。平遥摄影大展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国田说:“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让我们难以招架。”摄影展被办成热热闹闹的一个节日，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摄影展已经走向了康庄大道？
事实上，主办方中既有摄影家协会，也有地方政府和行政力量，还有一群策展人和摄影师也是当事人。于是，一方有“力求按专业规则举办一个有学术价值的展览”的目标诉求，另一方则希望“举办一个群众性文化节庆活动”的指导原则，两者相互摩擦，也成为了一个平遥国际摄影展非常具有戏剧性又无奈的体现。
多元化却带来无序之乱？
艺委会秘书长张国田表示:“今年的平遥摄影展是以‘多元·和谐’为主题的。这不光是一次摄影展，也是一种丰富的容纳了各种艺术的、多元的思想的集合；这种多元，既是指意识，也是指作品的类型。”他告诉记者:“我们在城隍庙展出民俗摄影作品，在土仓展出纪实报导作品，在棉织厂展出观念摄影，在柴油机石产出综合作品，还有很多幻灯会。今年的报导纪实摄影就很突出；在前卫的观念摄影中，也有很不错的作品。”
这种多元，是主办方的办展策略，但也有不少摄影师和策展人对这种“多元”不以为然。摄影师王昕伟认为，今年的摄影展多，但特别精彩的并不多。“总的说来，太多太乱杂了，有些展览制作水准低，根本没有很好地进行筛选。”
刚刚从平遥回来的策展人段煜婷说起来连连摇头:“整体感觉就是乱。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国际摄影展，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想把这办成一个文化活动吸引大家。策划人一心只想做大，会场的确也铺得很大。但我觉得专业水准很低，海外并不认可。”她认为，摄影展上的作品太泛滥了，甚至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专业展览的标准，“这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的聚会，也是一个摄影超市，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旅游项目，但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展览。”
前些年的平遥还好一些，展览没有那么多，而这一届展览将近100个，数量惊人。曾经观摩过国际上最好的阿尔勒、休斯敦、西班牙几大摄影展的段煜婷告诉记者:“一般国际上好的摄影展都是50个展览左右。以阿尔勒摄影展为例，都是组委会负责把参展者的作品统一进行装帧的；而平遥则是摄影师全自费，只要报了名的，都可以展出自己的作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装裱，结果就杂乱无章了。”
段煜婷还谈到高端论坛上的两个嘉宾，认为不管是佩德罗·麦耶尔还是维姬·戈德堡，都非常杰出，称得上是大师级人物。但由于组织得不好，翻译照着稿子念，会场十分沉闷，许多慕大师之名而去的专业人员都中途退场。
平遥摄影展坐落在这个优美的古城里，而且是全城参与，能带给人带来惊喜，这也是它比起其他摄影展的优势所在。但段煜婷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这里已没有那种很清爽的艺术气氛了，连空气都因为人多而污浊起来。再这样搞下去，平遥就会变成第二个周庄，就会把古城的氛围给破坏掉，摄影展也就没有特色了。”
有“魔幻色彩”的摄影展
在平遥摄影展上，见到最多的，就是各地的摄影师们嚼着面饼、从小旅馆或院落里晃晃悠悠地走出来。古城的方圆几公里都是展区，路上来回穿梭着电瓶车，车上都是穿着小马甲的摄影师，无一例外地扛着长枪短炮。每晚放完幻灯会，大家就聚在一起。在凉爽的秋天，这一幕魔幻感十足。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从2001年第一届的平遥摄影展开始，古城之内布满了展览，分别分布在棉纺厂、土仓、文庙、民居、县衙、棉织厂等地举行，城墙上挂的全都是摄影师的大幅作品。长达一周的摄影展的日程表上，不同展区都排满了各种活动。有的摄影师开始甜蜜地抱怨:同一时间有五六个活动，我都不知该去哪里好。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评价说:“有点疯狂的感觉。”
另一个感慨是:人多。今年，平遥摄影展的名声吸引来了大量游客。向平遥古城最主要的景区——明清街上的商户打听，今年平遥的平均客流量大大超过往年。事实上，就在国际摄影展的同时，平遥还在举行两个什么小商品的市场交易会和商品洽谈会，那些做完买卖的人也许就顺路过来看了。再加上前段时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让平遥再次成为旅游热点。有趣的是，在看展览的人群里，还有当地的老头老太太，拎着一个菜篮，篮里还有浸着露珠的白菜、萝卜，一边看着有裸体的摄影，一边指指点点。
参展的摄影师王昕伟表示，“这一次，平遥的职业摄影师来得不多，出现在会场上的多数是摄影发烧友。此外，还有很多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打扮成野外‘驴友’，随身携带着很好的相机。”
摄影展越来越当代艺术化了？
张国田反复申明，平遥摄影展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图片的展览，它应该还是包容了一些丰富多元的艺术样式的展览。今年的几个环节的设立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去年开始设立DV影像展，今年规模更大了，许多学生纷纷加盟；网络影像展单元则是手机拍摄作品在网上的参展，对象不限于摄影师而是大众，还特地邀请来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拍摄者，一等奖奖金设为3万元，参与者十分踊跃。
而作为参与其中的摄影师感受更深。不仅艺委会为当代艺术的进入设立了各种活动机会，在展览过程中，摄影师也开始自觉地加入行为艺术、当代艺术的成分。今年，就有摄影师在县衙门口，拿着相片喊冤，上演了一出行为艺术；有个内蒙古的摄影师把蒙古包和家人都一起带来了，就在蒙古包里吃和住，还租了匹马四周走，弹起了马头琴，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其实当代艺术的渗入并不始于今年。第四届摄影展中，摄影师王铁为就做了一个“数码时代的影像艺术”，三个摄影师组成一个小组，有人把照片撕掉、烧掉；有人用川剧为照片唱丧歌并朗诵，还配有翻译；还有人在作品前摆放着镜子，最后又把镜子踩碎，意思是让人们照见自己、反思自己。这活脱脱就是一出典型的行为艺术；垃圾车上贴满了摄影师的海报，小碉楼上全是摄影师的照片。这些情形，在传统的摄影展上未必能看到。
“我感觉我们对展览的经验多了很多，展览形象也丰富了。”摄影师王昕伟谈道，“这个影展展示了很多当代艺术。过去认为，摄影展就是技术的江湖论剑，现在大家把它变成了娱乐场所，更放松了。这种变化不一定与摄影有关，很可能与观念的变化有关。”姬东也认为:“平遥逐渐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展场，一些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也去了。现在的平遥主要是以图像为主，里面还包括了当代艺术影像，而不仅仅是摄影展。”
策展人段煜婷认为，摄影展“当代艺术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应当的。她谈到西方的摄影展，“成熟的摄影展有60－70％属于当代艺术的摄影，而纯摄影只占30－40％。”除了风格变化等原因以外，她分析道，“西方的摄影展都是由展览构成的，好的展览中每幅照片下面都有标价，展完之后就直接进入艺术市场进行买卖。而观念摄影比纯摄影难度大，有意思，好玩，能引人更多的启迪，社会影响大，价码也更高。”现在的很多摄影展都在大量地运用观念摄影了，摄影和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传统的摄影也确是需要突破、需要输血了，固守成规不足以表达现在复杂的社会状态。中国的摄影展朝这个方向进发是不足为奇的。
但在中国，又有自己独特的情况。1996－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风头正劲，他们大量使用摄影作为表达的方式，很多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一炮而红；一些策展人把艺术家摄影的作品也放在摄影展里；1997年，北京举办了“新影像——观念摄影展”，从此也在中国第一次引入了这个概念。这些无疑对摄影的观念和样式产生了冲击。摄影师们看到同样使用摄影作为载体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也开始尝试改变了。但直到目前，成功转型的摄影师并不多，因为艺术界的门槛比摄影界高，大多数摄影师都不具备艺术家的观念和思想。所以，在2002年一度涌现了大量不伦不类的观念摄影作品，处处想模仿。
图片交易之路如何走？
这次平遥摄影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成立了一个图片交易中心。艺委会把图片交易的招商工作交给了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
该公司图片交易代表梁斌给记者介绍说:“我们的选择标准就是能够商业化的图片。”这些作品分为几类:一是风花雪月的图片，适宜用作装帧；二是关注人文的，杂志社或报社会比较欣赏；三是实验性的作品，收藏界会感兴趣。而且，与平遥的其他展览不同，交易中心的展览是要收展位费的。但梁斌又表示，收场位费是图片交易的国际惯例(但费用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国际惯例)，他们同时给成功交易的双方都有“返点”优惠，鼓励大家进行交易。“我们不抽取佣金，也并不指望赚钱。通过这次平遥国际摄影展，我们希望树立形象和品牌，同时也想帮助摄影师了解交易程序，打消他们对市场的顾虑。”
2000平方米的图片交易中心，共有60组作品，规模已算不小。然而，摄影师们认为情况并不那么乐观。在中国，摄影作品的成交量、成交价格与用途的不同有关。如果是新闻用途，比如报社杂志社，通常一幅图也就一两百；如果是用作装饰，大概一千或几百元；如果是拍商业广告，可能会略多；最后才是收藏市场，价格较高，也是许多摄影师心目中惟一认可为“交易”的类型。目前，中国有些好的照片能卖到两三千美元，个别能达到两三万美元，但这种情况很罕见。事实上，中国能进入收藏界的摄影师很少。
交易不能指望在这短短的五六天的展览期间大量产生。梁斌表示，他们从8月开始做预售，选作品、招商、找专家点评、做小型展览。然而，梁斌也说，“一个月的预售期为时还是太短，而且我们的经验不足。”以往虽有交易，但不成规模，也没有经纪人制度，往往是摄影师私下的行为，并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此次，图片交易中心希望能产生一个交易额。
艺委会秘书长张国田相信，今年的图片交易情形明显好于往年。张国田说，“其实，情形比我们知道的要乐观，因为交易都不必经过我们组委会，都是私下进行的。”这些“有所收获”的摄影师当中，有的被杂志社签约，有的被画廊邀请展览，有的被国外的策展人看中，还有的作品能够被引介到国外。
他还谈到一个区别:“以前，摄影师通常是挂好照片就约了去喝酒，摆个摊就算完事，大家都把摄影展纯粹当作一个展示，参与就行了。但现在摄影师的职业性慢慢强了起来。今年，那些守在自己的展览前的摄影师大都有所收获。我相信，图片交易能够培养我们组织者和艺术家的职业性。”
艺术商品化有多远？
参加过4次平遥摄影展的摄影师姬东对图片交易并不乐观。他所理解的交易指的是按欧美价格收藏作品的方式，和梁斌所指的泛泛的“交易”并不完全一样。
摄影师王铁为表示，“每年都会有图片交易，但效果都不突出，只是想靠这一点来吸引更多的摄影师过来。说实话，图片商太少了。交易不应是这样的。交易应当是画廊或收藏家把作品当作艺术品来收藏的。”
最能说明摄影师对交易的信心不高的，是事先张扬的图片拍卖会被取消。梁斌无奈地表示:“因为摄影展上来得最多的，就是同行之间互相观摩的摄影师，还有很多学生、游客，要做拍卖会并不现实，不热烈的拍卖结果会使大家的热情受到打击。”最后，交易中心只好折衷做了一个拍卖讲座。
段煜婷告诉记者，国外图片拍卖会比较多，但在中国还非常少。她告诉记者，休斯敦摄影展是美国最大的摄影展，跟当代的画廊、艺术市场联系都很紧密。在美国，除了拍杂志或广告的商业摄影师之外，还有一类摄影师只拍自己想拍的东西，通过画廊展览和专家的艺术批评等手段，定位照片的价值。在进入收藏市场后，再通过限量、签名等手段炒作、升值，直至被艺评家接纳，确立自己的地位。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渠道尚未建立起来。收藏的买方基本都是西方人，虽然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渐渐多了起来，但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关注还相当滞后。
一个好消息是:据说，嘉德、索斯比等大拍卖行已有意介入中国的当代摄影艺术作品了。但目前活跃的都是西方收藏者，而中国自己的图片收藏者到底在哪里呢？
撰文:本报记者侯虹斌
摄影:本报记者王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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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国际摄影展越来越像一场热闹的影像庙会。
摄影展上的行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