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败坏”书香门第，带出“卖艺人家”

　　黄宗江：“败坏”书香门第，带出“卖艺人家”

　　●他就读于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沐浴自由学风。

　　●他卖艺江湖，写戏军中，见证时代风云。

　　●他和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今年春天在上海的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谈得愉快。“你有没有到北京我哥哥家里去过？”黄宗英说，“现在我哥哥总说：‘我妹妹15岁，我19岁，兄妹卖艺江湖。’我说：‘大哥，我16岁才出去演戏的。’他说：‘那不可能，你16岁我就不可能是19岁。’我说：‘大哥啊，我15岁你可能是19岁，我16岁你也可能是19岁。’他说：‘这个算术题我做不懂了。’我说：‘我反正是1941年演戏，我是1925年生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他说：‘你15岁我19岁，这是不可更改的。’于是现在两个版本，我自个写就16岁，他写我就写15岁。”

　　居然有这么逗的一对兄妹。临行时，黄宗英送了一本《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三人图文并茂，煞是好看。黄宗江的题记说：“我家祖上三代翰林，晚清清流。父亲于清末留日学电机，回国考了个洋翰林。至我，败坏书香门第，下海从事剧影，且影响弟妹，成了‘卖艺人家’。”从此想见见这位败坏书香门第的江湖人物。

　　到了夏天才给黄宗江家里打电话。“你有没有看我新出的《我的坦白书》？”黄宗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豪爽地定下采访时间。几天后的清早，当我们来到八一电影厂，黄宗江让保姆到大门口接我们进厂。一进门，黄宗江谈起罗孚先生因《我的坦白书》一书在香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找出来让我们看。

　　当摄影记者准备拍照时，黄宗江取出新近拍的一套艺术照，和摄影记者讨论其中的拍摄水平。谈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当提到黄宗江的老朋友时，他总会起身在书堆里找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当他到里屋找资料时，摄影记者悄悄说：“再提起他的老朋友，怕一个早上都在找东西了。”我笑道：“没关系，这样也好玩。”

　　又谈了一会儿，黄宗江主动提起老朋友黄裳：“过几天我要到上海参加黄裳的研讨会。”趁着这个机会，我向他求证钱钟书赠给黄裳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的事，黄宗江一本正经地说：“‘黄裳’这个名字本来是我的，我这次到上海要澄清这件事。”——后来毛尖在文章《老头儿开会》中记上海黄裳研讨会所见：“黄宗江先生开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座还有比我更老的老头，然后，忙不迭地抖料，当年容鼎昌跟我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他帮我起名‘黄裳’，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就没用。没想到，容鼎昌马上将‘黄裳’收作自己的笔名，一用六十年。本来，我猜黄宗江先生的意思是想一次性终结‘黄裳艳说’，可是，比他更老的老头、还有四个月就九十岁的谢蔚明先生才不管，抢过话头，‘黄裳’分明是‘黄宗英的衣裳’，怎么成了你黄宗江的衣裳？我们台下坐的，多是荤人，也都愿意相信那是黄裳一片冰心在笔名，再说了，钱钟书赠送的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当事人黄裳也没反对啊。”

　　黄宗江说起最近有哪些年轻人到他家里吃过饭，语气中不无寂寞地说：“我的老朋友都是无车阶级，跑不动，很少来往。”当我提起找不到沙博理的联系电话时，他马上到里屋找出电话本：“我给沙博理打一个电话。”打了几个电话都找不到沙博理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神情若有所失。几天后，我在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那里得到沙博理家的电话。

　　“败坏门风”学戏剧

　　1921年，黄宗江生于北京。黄父黄曾铭是浙江温州瑞安人，清末留日学电机，归国获洋翰林衔，民国时任电话局工程师，兼工业大学教授。1934年，父亲伤寒病故于青岛，黄宗江随母亲投亲北返。1935年，黄宗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教师中有张中行和李尧林，同学中有黄裳和周汝昌。

　　南方都市报：你的父亲是工程师，清末留日，为什么家里后来成了“卖艺人家”？

　　黄宗江：这是败坏门风了。(大笑)我们家是三代翰林，我曾祖父、祖父都属于清朝的清流。我父亲是清末留日的，回来还有最后的一次科考，考洋翰林。我的姐姐嫁给林家，是洋状元之家。过去我以为洋状元、洋翰林是小说里的，后来知道是真事，他们最后一科考了洋翰林。我父亲就在北京电话局当总工程师。可是，我们家是高度民主自由的。我父亲没有说过一个“自由”、“民主”，可是我们家风如此。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黄宗江：小时候没挨过打，不但没挨过打，也没挨过骂，也没挨过说。我13岁，父亲去世了。我父亲的朋友说：“老大，以后好好读书。”我说：“这个人怎么骂人哪？”我们家连“好好读书”这句话都没有。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们兄妹几人后来都走上戏剧影视的道路？

　　黄宗江：那是因为我带头，我喜欢演戏，黄宗英、黄宗洛就跟上来了，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导。我在北京，父亲就带我看京戏。我父亲很开通的，说：“老大，你这么喜欢京戏，送你去学戏吧。”我嗓子不行，我幸亏没有到科班，到科班唱不出来。我小时候学京戏很有根底。当年曹禺的《雷雨》出来了，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很大。我就在学校里演戏，当女演员。——“文革”后，重庆举办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秦怡、白杨和我都去了。重庆有一个南开中学，请我去演讲，因为我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校长就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那时候，开头没有男女合演，我们都演大戏，周恩来演得最多了，曹禺演大戏，我也演大戏。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接近戏剧了。后来上燕京大学也演戏。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后来怎么到南开中学去读书了？

　　黄宗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大姐的公公就是那个洋状元给我们家寄钱，因为温州人“十里一表”，都是表亲。我母亲就带了我们到天津，我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比南开大学有名——周恩来题字“我是爱南开的”，南开大学也用了，南开中学就说：“这个字是我们的。”

　　南方都市报：黄裳、周汝昌都是你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

　　黄宗江：我在南开中学时，黄裳跟周汝昌很好。我不跟他们一组，我跟周一良的弟弟周杲良——后来在美国很有名的神经学教授——是一个组。那时候我跟黄裳不熟，后来到上海才熟。现在我跟黄裳还是常有联系的。周汝昌写文章有点学霸的味道，他写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在吹捧自己，所以讨厌。我跟他在学校里来往不多。

　　南方都市报：当年你的老师有张中行先生。

　　黄宗江：张中行没有教过黄裳和周汝昌，教过我。那时候张中行从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到南开中学去教书。他完全是北京大学的作派，不穿西服，穿中服、布鞋。一上来，拿了点名册他就不高兴：“我们北大根本不点名的。”杨沫讲，张中行受胡适影响。其实，张中行在文风上受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张中行倒没有宣传过胡适，对袁中郎、周作人是很佩服的。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有杨沫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还以为是谣言呢。他跟杨沫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张中行教书时，我当时已经自由命题了，张中行在班上就说我的文章好：“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笑)我那时候十四五岁吧。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张中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一个顾随的纪念会，我和张中行又碰上了。张中行写了一篇文章谈黄宗江的“卖艺人家”。他完全是中国的旧文人，他有一点好处，始终就没有说过杨沫一句坏话，就说：“她是革命的”。他当然跟杨沫道不同。这种是非现在都很难说了。

　　南方都市报：南开中学的老师还有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黄宗江：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颇具自由作风，他上课也不屑于点名。我的老师给我的教诲不是哪一篇、哪一页、哪一行，而是潜移默化的。南开中学整个是很民主自由的。最近得了500万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叶笃正也是南开中学毕业的，他说：“我说老实话，旧社会我们的教育比现在好。”当然学生运动的时候，校方都要出来稳定一下，基本上还是同情的。

　　大学生涯以爱为主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飞机炸毁了南开中学，黄宗江到英租界耀华中学念了一年下午上课的特班，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黄宗江回忆：“自己在校园的生活或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失恋后，燕京大学三年级的黄宗江离开校园，到上海演剧。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你怎么考的燕京大学？

　　黄宗江：“七七事变”以后，学校被炸了，我就到耀华特班上了一年，考大学，考上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到了重庆，既见了蒋介石，又见了周恩来，都拜托他们，在沦陷区开大学。原来燕京大学就招200人，1938年招了700人，我们当时只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可以考，我17岁就上了燕京大学。

　　南方都市报：在燕京大学的校园生活是怎么样的？

　　黄宗江：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基本上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我的旁边就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什么也不是，我是醉生梦死。后来我一个女朋友要为别人自杀，我就去了上海演戏了。燕京大学念了第三年就走了，回来念第九年大学，也没毕业。

　　南方都市报：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你跟司徒雷登接触过吗？

　　黄宗江：接触过。司徒雷登跟学生很接近的。当时我游泳是横渡昆明湖冠军，他一见我就要提：“怎么样，最近游泳没有啊？”当时有人说他是“老狐狸”。其实他是爱护学生的。后来我要走了，我就去找文学院院长，我说：“我有抗日问题，我要休学。”他说：“你等等，我研究一下。”他就报告司徒雷登了，司徒雷登下午就找我。当时日本人占领北京了，司徒雷登是跟日本人不合作的。司徒雷登跟我说：“你不离开校园，我保证你安全。”那时候日本人不敢进学校。而我根本就没有抗日问题，我胡诌：“我非走不可。”等1946年我参加美国海军回来时，校长已经是陆志韦，司徒雷登当美国大使了。陆志韦是张东荪的学生，当然是靠拢共产党的，可是结果每次运动都被打成反革命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开中学演戏，在燕京大学也演戏？

　　黄宗江：南开中学有戏剧传统，燕京大学是我们搞起来的，我们南开中学来的同学搞起剧社。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我演《雷雨》，这是学生活动。

　　南方都市报：孙道临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你是西语系，他是哲学系？

　　黄宗江：孙道临是学哲学的，孙道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孙道临长得很帅，是我拉他演戏的，他有一篇文章说：“假如没有黄宗江，我根本不会演戏。”孙道临现在已经有一点脑萎缩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西语系主要读什么？

　　黄宗江：主要读英文、法文。我已发现不止一个人了，为什么读西语系？杭州有一个徐朔方，听说已经老年痴呆了，温州有一个唐湜，九叶派诗人，都读西语系，因为觉得中文可以自修。我们在上中学时诗经、楚辞都念过了，觉得不用上课，但是西语我们需要上课，我们上西语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搞中文。我当时已经对写作感兴趣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感觉燕京大学的学术风气怎么样？

　　黄宗江：燕京大学基本上是洋人多，还是民主自由，幸亏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绝对是好人。吴兴华跟我同班，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迫害致死。

　　南方都市报：燕京大学的生活对你影响大不大？

　　黄宗江：民主自由的空气很浓，爱国的空气很浓，这些都是潜移默化。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都是这样的。

　　参加抗日剧团

　　1940年冬，黄宗江离校到上海参加丁伶、黄佐临等领导的抗日剧团。黄宗江回忆：“我这充满周冲型幻想的十九岁少年，憧憬江湖、海洋，憧憬广阔的世界，却被这世界的广阔吓倒。不久，我就投奔上海剧艺社，那显然是个左翼抗日团体，能隐约其实也够明显地感到地下党的领导。”不久石挥也参加了剧艺社。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也来了，起初管管服装，不久因演员生病，她被拖上台，演了《蜕变》中的“小的”，从此当上演员。黄佐临让这三个年轻的流浪艺人占据了他家楼下的客厅和饭厅。

　　南方都市报：你们兄妹初到上海卖艺江湖，穷得丁当响？

　　黄宗江：最后也不阔。(笑)那时候演电影很阔。

　　南方都市报：当时有一段时间住在黄佐临先生的家里？

　　黄宗江：我们演戏，就认识黄佐临，他是导演。那时候很不容易，你想，咱们现在年纪大了，招几个年轻人住在家里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石挥、宗英三个人晚上演完戏回到黄佐临家里，饿了就打开冰箱，吃完了各自倒在床上。我和宗英睡在里间靠近厨房冰箱的饭厅里。忽然听到外间客厅石挥在喊：“宗江，咱们忘记关冰箱里的电灯了吧？”我们三个人连忙起来，打开冰箱，果然是亮着的，却找不到关灯的电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冰箱里总是亮着。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只好回去睡了，这一觉睡得不踏实，老是想着冰箱里的电灯没有关。

　　南方都市报：黄佐临先生原来是读经济的，后来搞戏剧？

　　黄宗江：对，读商科的。他热爱戏剧，为人是真而又真。听说“文革”时斗黄佐临，人家问他：“刘少奇请你吃过饭，你是怎么想的？要说真话！”他回答：“我感到很光荣！”结果可想而知。

　　南方都市报：你和石挥在黄临佐先生那里受益良多？

　　黄宗江：我曾在别人面前戏称，石挥和我是“佐临门下登堂入室两大弟子”。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日本人统治的电影公司找我主演电影《秋海棠》，当时石挥主演话剧《秋海棠》红极一时，我放弃了和他一较高低的机会，从地下党那里拿到旅费，到了重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抗日情绪很高？

　　黄宗江：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人进了租界，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还可以照样演《岳飞》、《文天祥》，因为日本人对于忠臣岳飞、文天祥还是很赞美的，这很奇怪。日本人当然有残酷的一面，有“三光政策”，有“南京大屠杀”，这都是真的。日本人还有怀柔的一面。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一样，就觉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实现的，觉得共产党能实现。我们所以靠着共产党，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共产党民主、自由。那时候后方也很腐败。那时候的腐败是意内的腐败，现在的腐败是意外的腐败。

　　离而未休于军中

　　1942年冬，黄宗江赴重庆参加夏衍、张骏祥等领导的剧团。1944年秋，湘桂失陷，黄宗江忧愤国事，又遭失恋，巧逢交通大学学生近百人参加了千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赴美参战海军”，黄宗江加入后去美国受训。在迈阿密与关塔那摩学习了基本海事，又到过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等地。1946年夏返抵南京下关，读报见闻一多被刺，因怕被提为军官，乃称患肺病，离开海军到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读第九年大学。数月后，黄宗江患病，卧床两年，还是没有在燕京大学毕业。他回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从病床上起来，不久就参加了憧憬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也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后一次有所奔向的出走吧。”其后，黄宗江在军中从事写作，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离而未休于军中”。

　　南方都市报：1949年怎么想去参军？

　　黄宗江：那时候参军最先进，我早就靠拢共产党。当时我因为肺病躺了两年，我刚起床。在我们那个年代，参军是最革命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从1949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部队？

　　黄宗江：没有离开部队，不能出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出走，现在出走，就叛国了。(笑)也离不开了，没有必要离开了。

　　南方都市报：和你的许多老朋友一样，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都很坎坷了？

　　黄宗江：黄苗子、丁聪这些人在白区的时候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可是都被整得一塌糊涂，我幸亏在军队里，跟他们牵连不多，否则我都会卷入疑案。他们都比我大嘛。我要是没参军，在地方上，跟他们交往一定比现在还多。“二流堂”像我这种人，只能算外围人物。“文革”的时候把我打入“30年代反动文人”，我说：打成“30年代反动小孩”还可以。历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了，太多事了。没事，老百姓谁不想过太平日子。

　　南方都市报：你在军中当了几十年专业电影编剧，原来演戏，后来怎么会写剧本？

　　黄宗江：演员是天才的事业，我不是天才。我很早就觉得我将来要写剧本。参加解放军之前，我也写过剧本，不过得到最多赞誉的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柳堡的故事》。编来编去，也就成了终身的编剧了。

　　南方都市报：1986年至1987年你到美国讲学，是用英文讲的吗？

　　黄宗江：我以为我已经把英文忘光了。因为语言跟骑自行车、游泳不一样，骑自行车、游泳不容易忘记。我居然还能讲，但是我讲的是中国戏曲、中国电影。说明在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我的英文还是用功的。现在不行，我见到外国人，英文会好一些，见到中国人我就说不出来了。那次到美国给我感触很深。美国可以反政府，不能不爱国。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超过中国人对美国的无知。世界越来越小，不能强调文化冲突，文化会慢慢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要保持一个国家民族的个性。

　　黄宗江小传

　　黄宗江，1921年生，原籍浙江瑞安，生长于北京。曾就读南开中学、燕京大学西语系，均未能毕业。1940年代初期在上海、重庆为职业话剧演员。194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写剧为主，并及散文，著有戏剧戏曲作品选《舞台集》、电影剧本选《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等。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