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分观众持消费心态看电影，作品必须满足他的预期，否则就会觉得上当受骗。
●一个国家的电影不能单靠某种高投入来支持，况且高投入与中国本身的国力并不相符。
●“申奥”得有一个带官方性质的固定组织来决定选送谁，这个游戏不适合我，也不属于我。
本报记者余姝实习生王姗姗宣晓文/图
今晚，刚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赞誉的纪录片《东》将在山西碛口举行首映式。离开北京前，导演贾樟柯在他的公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一间十余平方米的会议室，四壁贴满了电影海报。贾樟柯坐在桌边，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和记者探讨着有关票房、奥斯卡、艺术电影的生存境遇等话题。和他的电影作品一样，贾樟柯坚持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和感悟他所身处的中国电影的大环境。
“金狮奖”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记者（以下简称“记”）：凭《三峡好人》拿到金狮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从大学开始拍短片到今年整整十年，这个奖项一方面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另一方面是我一个工作段落的结束。一直以来，我都使用写实的电影方法，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肯定，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别的了。
记：在新的段落里，你会拍怎样的电影？
贾：这两年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想拍1949年和1927年的故事———1949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香港，有人留在内地，我喜欢想象在这个动荡年代里个人的感受；1927年是大革命时代，革命这个话题我也特别感兴趣，它是上个世纪中国最主要的议题。还有苏童小说《刺青时代》里的1975年，反映“文革”结束前一年的年轻人世界。拍历史并不是为了怀旧，历史是一个很好的想象空间。
记：一旦涉及历史，很容易让人想到宏大的命题，这与你以往擅长的对个体的书写有一定的距离。
贾：我会拍出我的气质。实际上我对历史空间里面的个体感兴趣，而非历史事件本身。前几年看布列松的摄影展，有一张关于1947年国民党部队的溃败。山坡上站满了国民党的逃兵，有一个逃兵抱着一个暖水瓶，外面用布做了个很好的布套。那个时代物质与人的关系是那样的，今天可能就是抱着个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什么的。再大的背景前面都有人的细节。
“故事最重要”的说法太绝对
记：新生代导演常常被批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只能在国外拿奖，国内却没有票房。你对此怎么看？
贾：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内地还有许多观众不熟悉我们的电影，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三峡好人》，我相信它的票房一定会比《世界》好。《世界》销售了30多万张正版DVD，喜欢我的内地观众也不少，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买DVD，而不是进电影院。当然这可能与观众一直看我的电影习惯有关系，因为前几部作品都不允许公映，大家是通过DVD了解我的电影。
记：是否也跟票价有关？
贾：大部分中国观众是抱着消费心理，而不是欣赏心理去看电影的，所以选择了他认为很合算的方式。尽管看电影一定是一个消费行为，但是，持观赏心态和持消费心态，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在欧美，观众持欣赏心态看电影，创作者的观点、表现方法，可能观众熟悉，也可能不熟悉，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但观众的反弹不会那么大。中国不同，大部分观众持消费心态看电影，作品必须满足他的预期，否则就会觉得上当受骗。当然，这和票价也有关系，一部电影的首映场，票价高达六七十元，这几乎相当于欧洲两场电影的票价，会强化观众的消费心态。
记：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中国导演，尤其拍艺术片的年轻导演，不会讲故事。你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吗？
贾：什么“年轻导演过不了故事关”，什么“故事是最重要的”，这些说法都太绝对。如果你用另一种思维看电影，一个人端碗面条，蹲在街上，旁边风吹着，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比讲故事更加感动。电影就是这么一个直观的艺术。就好像街上坐着一位老人，你从他的脸上就能读出故事来，何必讲那么多故事呢？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故事传统的国家，中国人看了上千年的戏曲，但是电影不应该只有一种形态，有些导演，他的兴趣根本不在故事上，干嘛一定要用故事来衡量作品的好坏？有些导演的作品看上去不那么亲切，很多观众，包括媒体，却希望市场上只有他们熟悉的、亲切的电影，这会导致社会失去了新鲜感，失去了鼓励试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