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石岩
“你可以信基督教，我可以信儒教，他可以信伊斯兰，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从逻辑上怎么能够断定爱吃萝卜的人和爱吃青菜的人一定得打起来？如果发生冲突，一定是因为吃萝卜的要把萝卜强加给吃白菜的。比如说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比如清初20年的流血事件，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就是汉人能不能留头发。我能理解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剥
夺人们选择权利而产生的。只吃西餐的人和只吃中餐的人如果很难成为稳定夫妻，那他们完全可以成为邻居。我们凭什么强迫邻居只吃中餐或者西餐？”
———秦晖
西式的嘉宾鲜花别在灰色或蓝色的中式大褂上，牛仔裤或西裤露在大褂下面，学者们一字排开，论题关涉传统文化。
9月15日，南方周末报系在京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力量暨第三届‘华人精英会’”。会场入口处，绘制孔子、孟子、荀子、鬼谷子等人肖像的仿古灯箱在两厢排开。白炽灯温暖的光线从浸油纸中透出来，纸上绘制的人物峨冠长襟、须发飘飘。西装革履的听众从这些老祖宗的画像前走过，带着几分新奇。
随着孔子学院陆续在全球落地，韩国《大长今》的收视率节节攀升，“和平崛起”成为国内国际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尔于1990年提出的“软力量”成为曝光率越来越高的词汇。在为锻造软力量寻找资源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搜寻的目光对准传统文化。
6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王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和单少杰———在这个语境下坐到一起，给“软实力”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语言、历史、制度、儒家、民族性……
“传统的阐释从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别还要大。”第一个发言的秦晖开宗明义地亮出这个观点。这本是个人之见，却无意中成为整场讨论的基调。
千年传统到百年传统
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尝试对“今夕何夕”做出清晰界定，他把“传统”分为三个层次：千年传统、百年传统和十年传统。
“千年传统”是指中国在晚清遭遇西方之前的传统。其特点是漫长而稳定，人们的目光是回溯的，理想的社会在久远的夏商西周三代。
“百年传统”指中国在1901年到1990年代末开创的传统。这100年先“启蒙”、后“革命”、再“建设”，时代的脉搏加快，中国人回溯从前的循环历史观被“欢欣鼓舞的、直线性的进化史观”取代。
梁启超将这100年称为“过渡时代”。“过渡时代是希望的源泉，但也可能是一个恐怖时代，可能青黄不接、灾难、战火漫天。奔马想跑得快，可能停不下来，容易掉到山沟里。过渡时代国民可生可死，可蒸可煮。过渡时代要有英雄，英雄必须有军人之魄，政治家之魂。魂就是选择。梁启超虽然强调英雄的率先作用，但是同样强调要唤起多数人的主动性。他所梦、所思、所祈祷的不是独秀的英雄，而是芸芸众生平等的英雄。”何怀宏说，“所以，我把这100年称为‘动员的时代’，从启蒙、学运、工运一直到武装斗争，中间有内忧外患、入侵、抗争。”
“十年传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传统。在何怀宏看来，三种传统各司其职。
“千年传统”在潜在而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层面影响今天；“百年传统”作为国家架构和政治观念发生作用；“十年传统”以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变着当下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日常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的单少杰也主张从“千年传统”里开掘“软力量”的水源。单少杰的演讲是以“讲古”的方式开始的。“大家知道秦朝在中国古代是硬实力最强的朝代。整个国家是一座庄园，一支军队，但是它的软实力不行，缺乏民间组织，几乎没有民间社会。秦国历史名人偏科化，只有政治家、军事家，没有文学家、思想家，秦国的文才都来自关东六国，(秦国)最终又被关东六国移民所灭。”
“如果一个国家的软能力弱，硬能力再受重创，这个国家就会迅速衰败下去。如果一个国家硬能力突遭重创但软能力很强，这个国家往往能绝地逢生，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
单少杰认为“软力量”蕴含于民间社会和民族风尚中。精明能干且吃苦耐劳但是没有终极关怀的民族很难让人真正看得起，而终极关怀的塑造离不开“公正”
和“永恒”，“所谓‘人间公正’，就其基本层面而言，讲求人的行为与人的行为后果等质相报”，然而在有限的“此生”，对善恶的奖惩常常是不对应的。因此，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办法，有些民族的应对之计是宗教，中国人的应对之计是历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识字者自是好读史、好解史，不识字者也好听古、好讲古，好听那个既有忠良也有奸佞的古，好讲那个扬善弃恶的古。因此可以说，这种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意识，而且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毋宁说是一种民族精神。”
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篡改历史和抹煞历史是对民族精神的戕害。
奉儒教为国教？
“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像一个人长了很多肌肉。但是我们经济质量并不高——自有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掌握不多，战略性控制权也不大，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骨骼发育并不完善，甚至有软骨病。更严重的是，我们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或者说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从目前来看，中国继续长肉问题不大，用二三十年把骨骼发育出来也有可能，但真正成为思想健全的人，没有半个世纪是不可能的。”
康晓光是6位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说话轻声慢语，然而，与他温和语速形成对比的是他或许有些急迫的观点。这位被称为“新儒生”的人民大学教授，曾于2003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提出“复兴儒教”的4项措施：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奉儒教为国教；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活动场所；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
“有些说儒家坏话的人连儒家基本常识都不懂，就信口雌黄。有人反对读经，说读经妨碍中国发展；这种说法说不过去了，又说反对背(诵)，因为背没有用。那为什么我们要背英语？反对背说不过去了，又反对强制背……在读经这个问题上，不仅土地是国家利益，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文化沉沦和对自己文化蔑视、甚至是仇恨，是最可耻的事情。”在自由讨论阶段，康晓光说。
康晓光的话像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一串涟漪，场上响起噼里啪啦的掌声。这掌声引起与会的社科院研究员雷颐的不安。雷颐拿起他和康晓光面前圆桌上的话筒：“康先生把对儒家学术的选择归结为道德层面，认为如果不赞同儒家就是一种耻辱。这很能鼓舞听众，其他发言都没多少人拍手，讲到这些就有人拍手了。我认为，‘文化安全’和‘什么文化发展下去会危及什么’的口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文革’就是这么来的。”
本无意就“儒学”发言的单少杰也拿起话筒：“涉及在很多问题上，儒家很不光荣。儒家在明朝地位最高，干部知识化，中了进士才能当部级干部，但明朝恰恰是到处内乱，最多伪君子的时代。别叫儒家太沉重！现在好像一谈儒家，就需要它对社会负全责。”
“反法之儒”两千年
1876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他的家乡湖南引来地震级的谴责。人还没走，“大字报”式的对联已经贴上了大门：“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出使时，郭嵩焘58岁，须发皆白。比头发的颜色更不易改变的是这位翰林出身的前清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郭嵩焘不懂英语，然而他却为自己在英国看到的一切心悦诚服：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完全就是儒家圣贤孜孜以求的“礼仪之邦”。
甲午战争之前，与郭嵩焘抱类似想法的清末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通过出使，或在五口通商中跟洋人打交道，以及阅读基督教会翻译的小册子，他们惊呼：一向号称听圣人言立国的中国其实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
随之而来的文化自卑感是前所未有的。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朝式的专制统治，两千年的学问都是以敦厚的儒学为表、以色厉内荏的法学为里的伪君子的学问。
以前，学界将这份自卑与自豪掺杂在一起的微妙心理归结为“坚船利炮，国将不国”。秦晖认为，这种解释回答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疑问：同样面临着亡国，明末知识分子和清末知识分子的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如果要讲“亡国”，明代是真正的大厦已倾，而清朝只是丢了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的藩属，但明末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对北方游牧民族充满鄙夷，清末的知识分子却对西夷真心服膺。
从这个疑问出发，秦晖认为，要想比较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至少要把目光回溯至秦代，借用毛泽东在1970年代的一句名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儒家素有反对法家的传统。以夏商西周三代为理想社会的儒家，尝试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体系和社会体系。在家庭内部，儿子尊敬父亲，父亲庇护儿子，双方的责任义务是对等的。扩展到恩主与门客、领主与属民、诸侯与皇帝，这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不变。
但在法家看来，这种靠伦理纽带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关系对皇权统治是一种危害，法家主张所有“食君之禄”的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这一主张深得后世所有专制统治者之心。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法家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儒表法里”的统治形态。
“从道不从君”的“纯儒(纯粹的儒家)”们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从来都是深恶痛绝。秦晖将之定义为“反法之儒”。延续了两千年的“反法之儒”在清末突然遭遇西学，引起的心理地震与其说是恐慌不如说是终于找到“三代圣世”的现代样板的欣喜。郭嵩焘和谭嗣同都是此等纯儒的样板。他们主张学习“西体”(西方的政治制度)，谭嗣同甚至有一“极端”表述：倘使中国不学西体而强大起来，会把君主之祸推向全世界。
这股兼具复兴和革命色彩的“反法之儒”风潮被甲午战争迎头痛击。被东邻弹丸小国打败的刺激太强烈了，人们痛定思痛，萌发了向日本学习的念头。
而日本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先在江户时代“脱儒入法”，法家理论与尔后自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形成互动，产生“明治维新”的怪胎。“当时人们理解的自由，主要是针对领主的自由，摆脱领主的束缚，然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天皇。”秦晖说。
“日本经验”在甲午战争之后经一波又一波知识分子的翻译介绍到中国，风气为之一变。章太炎写的《民独》一文是说明当时社会风气的一枚活化石。“他肯定秦始皇的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自由个性。按照他的理论，个人自由必须依赖于大群而摆脱小群。这种话很多人都讲过，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秦晖说。
“中国既向西方学习了自由主义，也向西方学习了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人学自由主义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学社会主义，是借助俄国。从日本那里拐弯抹角学来的个人主义，变成了‘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
“在整个演讲中，我要说的是：对于中国的传统自始至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体系，那就是‘反法之儒’。”秦晖以这句话作为演讲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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