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文□黄永厚
“一段木头”这词由李辉写出是有点大不敬，可是稍后由裳先生自己复述出来也就有了含颔笑纳的意思了，不为罪过。那么，枯坐究竟是不是裳先生的宿命呢？
“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废话，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过来的
读书的人倘先前没打好一点人格的底子，你试瞧瞧他们后来哪还有点人味？这话怎么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要灭的正是你那个“匹夫之志”。
黄裳先生在《已酉归轺杂记·序》里说(以下是整段照抄，不抄不足以还原本相，也难对得上唐弢先生下的断语“黄裳是文体作家”)“我每天坐在闹市中间一座楼房的一间大房间里，我面前是一面大大的窗子，从窗子里正好望见海关的大钟和那漆了绿色金色的钟楼，再上去就是一根标杆，当一个两个黑色的风球扯了上去的时候，我看那哭丧着脸的灰色的天，觉得无端的骄傲，一个先知者的骄傲，比大家先知道将要袭来的疾风暴雨。我又有一点安稳的感觉。探身出去看着逃避进港口避风的大船小船帆船，我关上窗子，等候着风雨的来临，雨脚慢慢从细线变成粗线，变成碗口大的一点一点，从窗口望下去，看那没有目的奔跑着的人群，他们奔、奔，临时选择了一个房间藏起了，雨还是落在他们的脚上，脸上。我有点自私。看我现在呆的多么平安的地方，天气又正凉下去。我有一点轻微的痛苦。我记起来，两年前、一年前、几个月前，我自己就是站在那一群人中间的一个。有时还立定了脚，就站在暴风雨下面不想逃避，也没有地方可逃。我仿佛觉得那时的心境，比现在还平安些……”
这段文字多么舒缓，那么美，像诗也像音乐，堪称如歌的行板。风暴远去了么？使我联想起欧洲启蒙时代先贤们对他们世界的总体把握，贫困与生活重负，人性的乖张，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和对弱者无休止的欺凌，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有了。有一点是十分明白的，干自己的事，不与统治者争功。但我想我们中国读书人多半不喜欢他们这办法，很难想像在极权政治下生活惯了的人，会去推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家教背后有没有陷阱，大任不是小任，它正合着我们“经国之大业”的抱负，时机一到，自我实现勃然而起，谁还在乎“世界是我们的”与“皇帝宁有种乎”，原是嫡出于一个娘胎呢？
乙酉是1945年，这年抗战胜利，裳先生归轺回到上海，但胜利者不是他而是“蒋委员”，我见过一张漫画画着蝗群般黑压压一片蒋家接收大员自天而降，大员接收大权，首先是奴役人民的权力，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掠夺和新一轮的民不聊生，立马也产生了受惠的新贵，快乐的西门大官人来了，帮闲、帮忙、帮凶的应伯爵谢希大之流，亦应声而至，花天酒地，乌烟瘴气，你想，这社会还得安宁么？这才叫做什么样的坏制度培育了什么样的坏坯子。你不加入！那好，就让你到风雨中去奔跑躲避吧。风景一如裳先生在海关钟楼对面窗前所见。
这一年张爱玲也撂下两句话：“动乱已经开始，更大的动乱还在后面。”我不敢说这只是女作家的一时惊恐，时间还在延续，苦难还会发生，谁都不谈自己有几分招架之功。再过60年李辉看见裳先生得到的印象只剩四个字了，“一段木头”这词由李辉写出是有点大不敬，可是稍后由裳先生自己复述出来也就有了含颔笑纳的意思了，不为罪过。那么，枯坐究竟是不是裳先生的宿命呢？我们读《一位作家与一张报纸》得到了消息，1957年反右，注意，是反右不是鸣放，让他写社论，上面有张春桥给予指导，定出调子，他都每交白卷，自外于“本帮”，不亮出“非不能实不为”的底牌决不罢休。至此，我们可以套着京剧《女起解》崇公道那句“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的话式往下说去：“社论你都交白卷，”石一歌“你也免来了，往后的《辞庙》九章，《归宁》十八拍都没你的份了。”那么，我们是为先生忧，抑为先生喜呢？
裳先生与家兄永玉很早以诗文订交，按理应长我一级，我们仅有一面之缘，是请他来看画展，先不肯来，后被别人劝说而就范。他做的善本学问对我来说都在云雾之外我保证不懂，他对天下的悲悯都写在各种书里的批、跋、记中了，那是审美之上的光彩，“曾经沧海难为水”、李辉的发现盖有由矣。
先生为自己成为先知者而击节，很出乎我的意料。窗前看跑雨给我的印象很深，哪天找到合适的海关钟楼照片资料，我就把它画下来，看的人是正面的，跑雨人怎么办？都反射到身后的玻璃窗上去，就是这个主意。
◎黄永厚，画家，现居北京。
【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图：
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