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
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
叶维廉教授是成就卓著，同时学术个性独特的学者。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言，他“是著名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沿；他又
非常‘旧’，毕生倘佯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的创作冲动、对文字的敏感、作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内在的灵视，决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学术研究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由于两岸往来一段时间的隔绝，他在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理论著作，要迟至1986年(《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化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不过，在此之前，他的一些重要论著已在大陆学界流传。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办有《文学研究动态》的内部刊物，专门译介域外、港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论著，对推动、更新当时的文学研究作用颇大。1982年，《文学研究动态》曾编印《比较文学论文选集》(“内部资料”)增刊，内收蒲安迪、陈世骧、古添洪诸人论文。叶维廉的《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序》也在其中。稍后(1985)编印的《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收入他的《道家美学·山水诗·海德格》一文。80年代初“朦胧诗”热潮中，我在北大开设“近年诗歌述评”的专题课，借助上述资料，特地向学生介绍叶维廉比较中国语言文字和印欧语系的区别，从语法、文字结构等方面，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特质(自动呈现、纯粹视境等)的论述，引起学生极大兴趣。不过，当时的中国大陆，为追慕、吸纳西方现代文化的热潮所笼罩，叶维廉的研究产生的影响，更多地发生在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层面。他的着力处，他追索、复苏、更新“中国文化的原质根性”的苦心孤诣，反倒被忽略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错位”吧。
1992年，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在大陆出版(北京，三联书店)。该书选辑他一组有代表性的诗学论文，大陆一般读者借此得以较为全面地把握他所建构的诗学理论。十多年来，这部著作对大陆的比较文学、道家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启迪，已有共识而不需多言。最近，《中国诗学》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2006年7月)。“增订版”仍依循原来的按“古典部分”、“传意与释意”、“现代部分”划分的体例，在保留原有篇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篇2004年以来的作品。古典部分的《重涉禅悟在宋代思域中的灵动神思》和《空故纳万境: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继续对道家美学的探究、阐发，重心是论析宋代“幽远深微”的“新的美学感性”兴起的“复杂情节和美学含义”。对于苏东坡在这一“新的感性”的美学阐释、推动和实践上的“枢纽人物”的意义，有精到的论述。现代部分的《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和《台湾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两种文化错位的现代诗》两文，则检讨20世纪五四至70年代大陆和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与历史独特的辩证”，揭示现代诗为特定历史语境所制约的诗艺开发、诗质营造的趋向。他用“郁结”这个词，来概括因个体群体放逐、文化解体、整体离散而产生的犹疑、恐惧、绞痛、绝望，并用以描述中国现代诗持续贯穿的总体特征:这可以说是相当确切而敏锐的归结。增补的几篇论文，都是叶维廉新近的精心构撰，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叶维廉说，他一向不替自己的文章写序言，因为要说的话就在眼前。不过，增订版改变了这个成例。这篇带有“传记”意味的序，依我看来不仅不是多余，而且对理解叶维廉的理论和批评的写作背景、动机、切入点的确立、论述理据、展开方式和规划指向，都相当重要。另一重要意义是，借此得以辨识叶维廉学术论著中隐含的“激情”和活跃的“生命律动”的脉搏和踪迹。在他的有关一次次的“放逐”、“愁渡”中所体验的孤独、错位(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和文化焦虑的讲述中，我们深深意识到叶维廉的写作、学术活动，他对中国文化“原质”的发明和执着坚守，与他的经历，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现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的体认的血肉关联。19世纪末期以来，个体和民族面临的殖民入侵，以及现代社会人性异化、工具化、离散化的境遇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断积聚、加深叶维廉心智的“诗的而且更是中国文化危机的关怀与‘郁结’”。正是这份关怀和“郁结”，“驱使”他“用诗一样浓烈的情感投入中国特有的诗学、美学的追索”(《中国诗学·增订版序》)中。也许，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将道家美学看作中国文化“原质根性”的核心，在诗歌写作上，山水诗式的观物方式能否有效容纳现代生活经验也可能存有疑虑，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能够理解、认同叶维廉基于特定时空的历史阐释所包含的对“历史整体性”追寻的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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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增订版)，(美)叶维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