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策划：陈朝华王来雨方旭东(特邀)
艺术主持：许钦松
艺术顾问：李公明王璜生杨小彦
图片资料提供：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经典艺术
《春风杨柳》
周树桥
布面油画
122X190cm
1974
周树桥(1938.5—)广东开平人。擅长油画。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历任广州市美术公司创作干部，广州画院画家、副院长。
□点评·许钦松(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这是一幅讴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知青们刚刚到达知青点，受到了热烈欢迎。作者没有直接描绘欢迎会的场面，而是着眼于会议开始前的气氛表达，角度非常独特。知青们情绪饱满，画面正中的女主人公手捧茶杯，打量着四周，神态兴奋且略带拘谨。对于插队的未来，她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和憧憬。窗外灿烂的阳光，很好地烘托了作品的气氛。
□解读·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关于“春风”的记忆
1974年的全国美展出现一批水平较高的知青题材作品，广东画家周树桥的《春风杨柳》尤其受到好评。当时的评论家对它的解读很能反映出“文革美术”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刚到农村还来不及在凳子上坐稳，可是每一个人手里都已经捧着一碗由贫下中农热情递上的热茶，真是喝在嘴里，暖在心里。你看，那桌上摆着的一叠毛主席著作，是即将发给每一个知识青年的礼物，这里边寄托着广大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不断成长；那椅子上摆着一叠草帽，则体现了广大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载1975年上海出版的《美术资料》第8期，转见《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今天，评论家的思考当然要具有历史与现实审视的目光：“如果将画中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追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图像形成的原因，应是颇有意思的。”(王璜生、姚玳玫文)
我们知道，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1974——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又有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1年，中央向全国传达林彪事件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记得当时在课室里听“纪要”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那里面说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1973年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因儿子生活困难上书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全国基层单位。当时我正读高一，马上要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听了这个传达之后同学们的反映都很强烈，但也很无奈。更滑稽的是，当时学校还要组织我们下街道挨家挨户作宣传动员，那些被动员的对象于是早出晚归，逃避动员。直到1976年，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还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毕业后我也去了农村。那时候广州知青偷渡成风，有很多知青死在海涛中和山冈上。1974年的重阳节，广州发生了十几万青年登白云山祈求偷渡顺利的事件。这种记忆是广州知青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伤痕。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有一则题记：“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曾为知青的我们，关于“春风”的记忆犹存——当然，这些记忆并不应妨碍我们公正地评价《春风杨柳》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对话·梁照堂(画家)
主人公很真诚作者也很真诚
南方都市报：周树桥的《春风杨柳》创作的背景是什么？
梁照堂：当时我和他都在广州美术工作室的创作组，一起去农村体验生活，我们去了海南岛、肇庆，这时候正好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当时表现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作品挺多，但是周树桥的《春风杨柳》是出类拔萃的，选取了知识青年刚到达生产队的情景。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看到周树桥创作的过程？
梁照堂：当时我们就在一起，在华侨新村的一幢大楼画画。他画了很多草图，而且从很多角度来琢磨，最后选取了这个角度，知识青年戴着大红花，行李都放在那里。他画画很认真的，反反复复推敲，每个形象都借助模特来画，连每件行李都摆着来画。每一件东西都是写生上去的，这是很多人没有做到的。这张画的每个形象都塑造得非常好。作品的题目取自毛泽东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表现知识青年朝气蓬勃的样子。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幅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梁照堂：他的画风很细腻，吸取西欧的古典画法比较好，基本功很扎实，构图很完整，每一件东西都塑造得很精到。现在他去了美国，也把这种作风延续下去了，也得到西方艺术界的赞赏。当时表现知识青年的题材是一个热门，他在热门里头又比较有艺术性。一般当时都是表现送知识青年，在码头上，在火车上表现得最多，知识青年到了生产队的情景在他画之前好像还没有人表现过。而且这幅作品还具有广东特点，农民的形象都是广东人的形象，这就显得很有趣味。在当时画画都不大讲趣味的情况下，这张画显得很有情调。我们广东人看了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拿到北方就显得很有情趣。
南方都市报：这种广东特点是不是他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
梁照堂：他是有意识的。如果一张画没有特点就没有艺术感染力。他生活的环境也决定了他将广东特点融化进去，他也可以画北方的知识青年，可是他没有那种生活，而且画出来也没有办法感动人。
南方都市报：这幅作品完成以后，在社会上影响如何？
梁照堂：当时能够创作已经很幸福了。这一年画画刚刚可以署名，以前的作品是不能署作者的名，要署集体的名，当时我们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就叫穗宣美。还有一个很闻名的叫秦文美，大家都以为是一个人，其实是陕西省文艺办公室美术组。(笑)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怪，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周树桥这张作品开始可以署名了。当时能发表一张作品就不得了，这张画参加全国美展，一下子影响很大。这张画的影响主要是在美术界，而不是在知识青年当中，因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关心的重点不是画，而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南方都市报：几十年后重新来看，你如何理解《春风杨柳》这种表现知识青年题材的作品？
梁照堂：现在重新来看，这张作品还是比较写实的，也有点浪漫主义。因为单纯的浪漫主义当时也不容许，在室内表现知识青年的广阔前途是不容易的。这张画是好画，他表现这个历史事件还是比较到位。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下乡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当时的知识青年是真诚的，他画这张画也是真诚的。从这点来看，他的艺术价值还是存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这种题材很讨厌，但过了几十年后，就会觉得作品表现的题材不一定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但在艺术上又经得起考验。主要是因为画面的主人公很真诚，作者也很真诚，无论这种真诚是否是扭曲的真诚。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