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从喉舌到“我”
“做主持人也不是我自己提出的。我做的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不是我自己提出的，但是我都把它们做好了。”
□受访赵忠祥□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张英
1960年2月，赵忠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才18岁，高中刚毕业。他被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跟著名播音员齐越学习播音。所以，当时赵忠祥虽然能够出现在电视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播音员，而不是主持人。
从“规定动作”到“自选动作”
当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的播音员名字实际上是笔名，而电视台根本就不报名字，更甭谈什么主持风格和个人观点了。
那时候，开了话筒之后，(如果)你说出来的是你自己的话而不是领导批阅过的稿子，第一这是不可能的，第二那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了。那不是批评一下就完了，尤其在“文革”当中，很可能你就消失了：谁让你讲话的？你是谁啊？你只是一个喉舌，一个工具。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历史时代，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下有那样的要求，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们的老前辈都是这么做的，没有一个人上来就告诉大家我是谁。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大概是在1980年，中央电视台的所有节目突然就开始报(播音员的)名字了，也说不出为什么，让你报名你就报了，不让就不报，就这么简单。
电视节目主持人，从只能做“规定动作”到可以做“自选动作”，我说不清楚具体是在哪一天。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81年我主持中学生智力竞赛，作为裁判，作为老师，作为主持人，那就必然是“我”问你一个问题，而不是“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不再只是念他人的话了，我也可以说我自己的话了。
后来，随着《动物世界》、《人与自然》、春节晚会、综艺节目的开设，我越来越得心应手，也就有了所谓风格和个性。
有了自由，不滥用自由
有了个性之后，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掌握着话语权就得意忘形：我站在那儿，就是为你干事的；你需要什么，我就说了；我不懂的，我就去学。
我们的话语权还很有限时，我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诉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但如果我们的话不够直白，最后，人们只会记住我们喜欢说话，至于我们说的是什么，可能没人会记得住。
滔滔不绝、洋洋洒洒地说一大通记不住的话，莫如说两句精辟的话，让我们为自己的睿智而欣喜。连战访问大陆时，我看过很多报道，只有台湾的卢秀芳，她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阿扁在‘九二共识’上已经变了8次，最近可能要变第9次了。因此阿扁只有一个不变，那就是他的变。作为一个台湾的政治家，这样变诚属难能可贵。”
现在很多人的思辩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远不如我们的祖先。因此我们要读书，多吸收知识。我们的前辈齐越、夏青直播10万字只出一次小错，这种功力是年轻主持人望尘莫及的。
直白之外，还要有分寸感。
叶惠贤和王刚是我遇到过的非常放心的主持人，他们在台上，我就专心看他们的节目，其他的状况不用替他们担心，因为他们平时有长时间的修炼，知道哪儿深哪儿浅。
“我这个人很有专一性”
1990年代之后，新一代人出现了，新的节目形态出现了。
现在是多元化的时代，不可能再像《正大综艺》那个时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受众在分流，有喜欢娱乐节目的，也有喜欢我这种比较老成的节目的，我只为我这个节目的受众服务。
我个人不是特别在意外部环境，我很少去想如何适应新生代。你让我做一个活蹦乱跳的节目，我还跳得动吗？
我不可能再去开辟新的栏目了。我都60多的人了，我为什么还去考虑这些事啊？站好我的最后一班岗，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问我不做主持人会选择什么，那是你的思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46年，我不可能有一个“重新来过”的思维。我18岁以前，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一般职员吧。如果不是到了中央电视台而是别的单位，现在我也可能做一个小部门的经理？做一个车间主任？那可能是我最大的官运了，真的很难说。
我从一个中学生走上播音岗位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从播音转做主持人也不是我自己提出的。我做的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不是我自己提出的，但是我都把它们做好了。我喜欢电视，喜欢做与电视有关的任何一件事。在国内的电视主持人当中，谁能有我这样的经历？我的经历，我所走过的历程，我所接触的人，我所看到的事情……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我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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