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1000次的告诉我，这个世界只需要娱乐不需要严肃，我就1001次地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白岩松：需要透口气儿
□受访白岩松□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张英
白岩松，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经崔永元推荐，偷偷去筹备中的《东方时空》当兼职策划，并在那里成就自己。“我当时年轻，还有梦想，总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上班不到几天，我就不断给主持人提意见，说话还挺冲。”白岩松说，没想到制片人时间干脆让他做主持人。
白岩松不敢答应，他担心被电台的同事看见砸了饭碗。时间问他：“你看见过中国人早上看电视的吗？”白岩松一想，确实没人早上看电视。就这样，他上镜了。
干了8个月，白岩松调到中央电视台。不久，白岩松成为了《东方时空》的第一个“优秀主持人”。当评委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差点脱口而出：‘什么？主持人？你才是主持人呢，你们全家都是主持人！’没听过主持人这个词，我不就一个记者吗？”
“凭什么把人民喜欢当做惟一依据呢？”
如果一个人1000次地告诉我，这个世界只需要娱乐不需要严肃，我就1001次地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歌星阿娇(钟欣桐)在后台换衣服时被偷拍，照片发在香港的《壹周便利》上，我们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这事儿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内地的网络上，每天都有很多这样的消息。
我并不是反对娱乐节目，而是说各行都不能偏废。我曾说过，中国的电视传媒有很多功能：解闷、解气、解惑、解密、解决……
解闷需要亲和力，解气需要情绪，解密需要勤奋，解惑需要知识，解决需要影响力，但问题是现在只剩下解闷了，逼着大家走亲和力的道路，主持人已经被逼到了一条绝路上了。玩邪、玩坏、玩假，而分寸感、知识、勤奋、责任感与影响力都被忽略了，这不是主持人该做的事儿。可时间长了，观众也接受了一些庸俗的电视节目，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某些娱乐节目正在突破道德的底线。谁都不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因为怕得罪老百姓。难道老百姓喜欢的我们都要提供吗？
阿娇那期《壹周便利》卖得很好，还加印了，很受老百姓欢迎。是啊，不排除我们也有恶，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还说，如果我们能买到可能也会去买，我们以收藏或批判的名义去买，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有恶，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迎合它吗？
德国所有的网上留言都是实名制的，而我们却不是，于是我们把网上留言当成上厕所。德国人在制定规则时一定明白，当人们不必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时，他更容易暴露自己内心恶的一面。我白岩松一样有，你也有，我们要迎合自己内心的恶吗？我们凭什么把人民喜欢当做惟一依据呢？
这也是我第一次敢说这样的话，我以前也不敢说，因为怕得罪老百姓。所以我只能自我批评：我也有恶的一面。
有人说，娱乐了，有激情就好，“文化大革命”是最有激情的，它是好的吗？所以同样，没有理智控制的激情是灾难，没有道德约束的迎合也是灾难。
“你只说政治的话，政治是不会落到实处去的”
我觉得中国电视传媒缺乏心平气和，这不是电视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等时代心平气和了，一切都好办了。
新闻频道也开始做很多娱乐节目，但不成功。人家娱乐的干嘛看你新闻频道？而且现在娱乐节目收视率也在下滑。
并非大家都只需要娱乐。在我们新闻频道里，仅次于《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的是《中国周刊》，《中国周刊》是新闻频道里最严肃不过的节目，可偏偏它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头两年在新闻频道一直排第一。
自主创新何以达成？我们有自主创新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吗？没有。我们回过头去看，但凡好节目，在它诞生之日起，就给民间留下了创新的空间。
沈力老师的节目可以不经审批，那是出自于一种长期的信任；《东方时空》诞生时，正好碰到了机制创新，给了一片“自留地”，引进了天南海北一批有梦想的人，这事儿就成了。
“超女”这类节目的成功，也来自于自主创新。你不给民间以力量，不给员工发展空间，还想自主创新？门儿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中国主持人应该拥有某种自主创新的空间。领导别天天在那儿想，我得制造个最好的主持人或者好节目……你只要少说几句话，选对几个人，给个好机制，自然就会有创新。
我们主持人要想有发展，需要重新透口气儿，只有透气才会有好的主持人出现，才会有好节目的出现，而现在的电视运营和考核机制让人透不过气来。
谁说长江后浪一定推前浪，前浪一定死在沙滩上？局部来看，有时后浪是不如前浪的。中国现在的足球还不如1981年踢得好呢，但我相信今后一定能踢好。电视主持人似乎也是这样，自从沈力、赵忠祥他们之后似乎就没有后浪了，前浪到了沙滩上很久了，后浪在哪里呢？
主持人中心制成了主持人行政中心制
前些日子突然想起苏芮唱的《一样的月光》的一句歌词：“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前些年，我们用激情和热血实践了歌词的第一句话，但近几年来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那就是世界正在改变我们。
回顾中国电视主持人25年历程，从沈力、赵忠祥、陈铎这些老师们改变语气、改变文风、改变态度，再到杨澜、《东方时空》我们这一大批人，我们与全国很多同行一起，手挽手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了郁郁葱葱的绿地。我们都信奉一点，我们要努力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它就出现了成果。
近些年来，主持人队伍青黄不接，节目类型、新的主持人乏善可陈，我认为是世界正在改变我们。
这是一个忙碌的世界，大家都只能去迎合，奉承。在固有的框架内，节目拓展的空间明显减少，因此大家都在随波逐流。我们这些中生代随波逐流还说得过去，就算我们非常懒惰但还可以吃老本，但是年轻一代主持人为何要被迫随波逐流呢？
我曾对年轻一代主持人说，我非常同情你们，也替你们担忧。我们中年一代至少还经历过黄金的发展时期，你知道吗？在楼道里，办公室里，我、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几个主持人站在那里，会互相提意见，相互促进。遇到自己没有绝对把握的节目，我们让最合适的人来解说。水均益会对我说，昨天你足球说得特别好，今天还是继续让你说，我(水均益)说不好足球；敬一丹会批评我说，昨天你节目里哪一点有问题；方宏进在家里把写的稿子发到办公室里，我们几个人会给他挑刺———那样的工作氛围，今天的年轻主持人能想象得到吗？
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想说真话，或者环境不允许说真话，那么主持人要有新一波的发展是很难的。我同中央高层都说过这样的话：传媒这个地方讲政治，是要通过业务的方式讲政治的。如果你只说政治的话，政治是不会落到实处去的。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严肃不够严肃、娱乐不够娱乐的传媒时代。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各个环节去呼吁，促使环境发生变化。从电视主持人而言，就要推出新的好的电视节目。没有《实话实说》就不会有崔永元；没有《东方时空》，就不会有我们这一班主持人……
“主持人要想有发展，需要重新透口气儿”
我为什么一直在前线做主持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只能做好一件事，我只见过做减法成功的人，没见过做加法成功的。
当我不得不承担一段历史使命，而其中有很多怪异之处无法解释，我就必须做减法。这样我就有了很多机会，创办了很多新栏目。
但我认为，中国对“主持人中心制”的解读完全错了，我们将其解读成了主持人行政中心制，而我认为“主持人中心制”应该是主持人思维内容的中心制。
当然这也是大环境的问题，在大环境中，除了升官之外找不到任何鼓励人才的措施，于是就毁了一大批业务人才，我自己就差点被毁掉。
这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道德经》中一句话：无私为大私。我们生活中一些鸡零狗碎的自私只是小私，只顾个人私利的人终究无法做大。要做好电视主持人这个行当，需要一点大的气象，拥有超越了个人私利的梦想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把自己做大。
今年最让我震动的一句话是在《周末画报》上看到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它能不能赶紧过去？
我同样知道，我们主持人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这25年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一直在反省自己，从来没有向环境提出过任何要求。
但是这几年，我们不得不说，主持人的培养机制、社会大环境、电视总体改革的速度，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社会在迅速变化，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梦想着给我孩子理发的理发店可以给他从5岁理到50岁，我梦想着人们相互之间谁都不骗谁，我梦想我们有统一的道德准则，大家都认为善良、诺言、梦想、责任是好的。
(P1183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