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文□谢有顺
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随想录》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时○六分，享年一百零一岁的伟大作家巴金在上海逝世。他的逝世，意味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他们了。巴金贯穿一生的真情怀，在最后的时刻，感动了无数具有同样情怀的人。“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样的句子，这十几年来，几乎被用来形容每一个文化老人的离去，然而，直到巴金逝世，人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天不灭斯文
巴金之后，我们很难再看到像他这样有力量的心灵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心灵曲线是单一的，不复杂，也不丰富，即便经过了挫折和失败，他们的思考往往也无大的进步，更谈不上向我们展现新的勇气和信念了。时代的无情磨碾，可以说断送了现代中国留存下来的绝大多数优秀的大脑。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停滞，导致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极度萎缩，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品质，也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普遍退场，到今天，斯文扫地的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准备出来。那些破碎而坚韧的心灵，在合适的时候，总是会从废墟中重新被聚拢起来，进而发出自己庄严的声音，所谓“天不灭斯文”，此是也。
巴金是最早从“文革”废墟中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晚年所写出的《随想录》，成了当代中国公认的反思历史、悔悟自己的精神旗帜，通过它，巴金在知识界也成了一个直面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你很难想象，从写出《家》、《春》、《秋》这样的巨著，再到写出《随想录》，这中间隔着几十年，巴金的写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这期间他也在政治的夹缝中写了不少作品，但就文学本身的价值而言，并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一九八二年，巴金自己也说：“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未来》)由此看，这个时候的巴金，已不认同那些“豪言壮语”、“美丽图画”了，他知道这都是在时代意志的作用下写的，是大脑独立思考能力衰退之后的产物，是他写作生涯中并不美丽的插曲，因此，他迫切需要一次重生、一次醒悟，以把自己从这种放弃独立意志的思想盲从的状况下解救出来，从而赓续上早年所扎根在自己身上的“五四”精神。
于是，《随想录》诞生了。
把心掏出来讲真话
晚年的巴金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还债的机会——“讲真话”。“《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他说，老托尔斯泰给他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巴金全集·后记·之二》)相比之下，许多与巴金同龄的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巴金经历过残酷的人生，也长时间失去过自我，但他是少数在晚年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所觉悟的作家，因此，从精神意义上说，他比同代的许多作家多走了不止一步。《随想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巴金使自己的苦难记忆及其反思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成了这个时代新的醒世恒言。要像巴金那样站出来清算自己曾经有过的荒唐和卑怯，坦然面对历史和自身的污点，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经过血与火的教训，他本可选择遗忘，删除记忆，或者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那个罪恶的时代，从而轻装上阵，重新生活——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但巴金做不到，因为他的心觉醒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像沈从文那样，死前能说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无法这样坦然，这样轻松，他觉得自己对历史有愧，他蒙难的良心也不让他安静离去，他需要一种正直的声音来告慰自己的残生，“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了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怀念从文》)
那么，巴金是怎样还债的呢？他为自己找到的方式是“把心掏出来”，“讲真话”。由此可见，他承认自己以前并没有按自己真实的心来活，而他欠的债，正是心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都假话连篇、谎言遍地，巴金自然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变，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十年一梦》)这是很真切的感受。没有深刻的痛楚，没有承担的勇气，一个名作家，是不堪面对如此破败的自己——有个哲人说，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巴金后来反省道：“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监狱。这是历史的惩罚。”(《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有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创伤，巴金对“四人帮”、“文革派”、“造反派”才充满仇恨，“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春蚕》)《随想录》被称为是一本滴血的书，是有根据的，它“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纪念》)
现在看来，巴金在那个时代只是重申了一个常识。“讲真话”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常识，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居然隐匿了几十年，直到噩梦过去，才由巴金大声喊出。这看似奇怪，又一点都不奇怪。几十年来，中国人其实都是在为常识的恢复而斗争，而流血，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每一点基本真理的重现，中国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巴金也是从苦难和死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晚年的他，深知“只有维护自己权利的人才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二十年前》)他醒过来了，不再被那些阔大的思想口号所迷惑，而是回到了生活的基本层面，并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荒谬，提出问题。他这时的文字，除了反思和忏悔，里面还充满着一种珍爱生活的情怀。这种对新的、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使他的文字里，透出了一股动人的热忱和诚恳。许多时候，《随想录》并不是靠深刻来影响读者的，而恰恰是巴金那赤诚的情怀，感染了很多需要慰藉的心灵。到他说出“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这话时，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读了，都会动容。他是想为历史提供一份实物档案，想为“真话”建一座纪念碑。他努力了。他那个时候，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时代悲剧的标本，愿意放在博物馆里长期展览给后人看的。
反省“精神奴隶”的内涵
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这在巴金晚年的写作和生活中，是一个精神标志——他想用这种实物留存的方式，为记忆作证，为历史正言。这个事业还没有完成。我相信巴金的这个愿望里，寄寓着他最难释怀的那份心事，他的这个提议，也和他晚年所苦苦追索的奴隶哲学的根源所在，一脉相承。现在看来，这充分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远见。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乏研究者，惟独他晚年对“精神奴隶”的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反省，正在慢慢地被人淡忘。这是时代的无奈使然？不，让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从我们眼皮底下轻易地溜走，每个知识者可以说都负有道义的责任。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由鲁迅所开创的反奴性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重申巴金的自我反省、批判奴性的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究竟属于谁》)这话，今天依然有效。
他在《十年一梦》一文中说，他十几岁时所读过的一部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进而声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奴在心者”一词，今天读起来，仍旧惊心动魄。在中国，一些人是被动为奴的，有值得可怜处；可更多的人，不仅心被奴役了，许多时候他还欢迎这种奴役、帮忙这种奴役，这就十分可鄙了。要救治这一悲剧局面，唯一的路就是找回那颗觉悟的心，并用这颗觉悟的心来对抗这个在价值和道德上日益沦陷的世界。觉悟的第一要义便是反省。巴金说，“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十年一梦》)——这就是反省。
不要遗忘历史的罪债
三年前，我曾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女士说，晚年的巴金，哪怕是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还历史的债，而且放不下建“文革博物馆”这一倡议。如今，他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还有多少能留在现实中，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传承？我的看法并不乐观。王安忆在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执绋者哀》中也不无伤感地说：“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确实很难。前后几十年，时代的变化，人心的转移，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我们有理由要求巴金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的《随想录》在实感层面写得真实感人，但精神追问还远谈不上透彻；我们也有理由遗憾，巴金在晚年显然过多纠缠于对历史的“怨恨”了，以致这阻碍了他的文字走向更高境界的宽广、仁慈和博大。据德国哲学家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书中考证，“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怨恨会使一个人的心灵变得外在，会使一个人的思想维度变得单一，从而影响这个人对世界的价值洞察力。《随想录》的许多篇章，都是在明显或潜在的“怨恨”控制下写的，感情浓烈，真知上却有所不足。不过，这是我们后人跳出历史环境之后，对一个老人率真的心灵自白的苛求了。无论如何，《随想录》是伟大的。
我常常在想，只要我们还拥有巴金这样一颗知耻，知罪，并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勇于忏悔，永不屈服的心灵存在，文学就还有希望，人心就还有光明，历史的罪债就不会被轻易遗忘。法国学者丹尼·梭拉在论到卡夫卡时说，“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在我看来，这是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今天，面对比巴金活着时还更加混乱、迷茫的世界，我也想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巴金作品的真实看法——“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谢有顺，文学批评家，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此时的事物》等。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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