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力工
最近大旗网有关中国文化重建的佳文迭出，着实令人感到欣慰。姜飞先生在《重塑中国神话》一文里，提及“亨廷顿2004年出版新书《我们是谁？美国的国家特性面临挑战》，将美国定性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除此之外都不是美国人。”由是感慨呼吁中国要建立文化自信，并设法走出世界。就笔者记忆中，亨廷顿还认为新教文明之外，其他文明均不
能对人类进步作出积极贡献(大意)。另外，姜岩先生在《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一文中也提到，“李约瑟认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近400多年西方科学领先于中国是个不争事实，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也是有目共睹。基于此，“西方社会等同科学进步，等同于基督教文明”，不止是亨廷顿引以为荣，许多第三世界学者也深信不疑。
然而，细读上述两位学者所援引的西方权威的论断，不难发现“基督教世界优越论”还存在一个没有妥善交待的巨大断层，即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似乎仅仅表现在近400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追问，既然公元313年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国教，为何此文明圈的优越性迟至16世纪才表现出来？或许也就因为许多中国学者信服“基督教世界优越论”，便再三强调要一日三省，最好能够反省出中国人的基因有何无可救药的缺陷，或是自己肚脐眼里的细菌如何比外人多许多。如此的谦卑，自然不去思索“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中国在生产关系上，以及在建立社会秩序、伦理价值的上层建筑方面，有何独到之处。
其实，单单拿公元313年至16世纪的这漫长的1千2百年做一个中西文化对比，大体会发现如下差别：中国信天人合一、无主体意识，西人笃信上帝造人，人类为驾驭万物之主体；中国土地可自由买卖，农民多属自由农，西方土地属封建势力，其农民多为佃农；中国废分封、求统一，西方封建割据；中国重伦理、常情与学说，西方重权威、法律与教义；中国重义务轻权利，西方重契约里有关权利、义务之规定；中国以家庭为基础，西方人从属教会与领地；中国人量君之善恶而估忠义，西方强调忠诚与纪律；中国人散漫，西方有组织性；中国有礼俗、传统，西人重规章、法律；中国有士农工商职业之分但可通婚，西方分阶级互不通婚；中国为自卫而武装，西人常备武装力量对内也对外；中国重现世，宗教意识淡薄，西人重信仰和来世；中国尊圣贤，西人重英雄；中国有教无类，西方教育属统治阶级特权；中国遗产儿子均分，西方采取长子继承制；中国官僚经科举产生，西方为世袭；中国以文化融和，西方以宗教扩张；中国有乱世，西方有革命；中国无宗教战争，西方连绵不断；中国文化大体一脉相传，基督教会排斥希腊古典文化。(注)
以上粗略的比较，显示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阶段，中国比西方社会更加平等、自由与合理，因此至少是在400年前的郑和时代，中国科技仍然遥遥领先，国际商品交易也以“中国制造”居多。也就因为西方世界长期处于封建割据、教会专断状态，十四世纪西方逐步走上文艺复兴(复兴受教会长期排斥的希腊古典文化)、宗教改革与启蒙主义的道路。换言之，若非西方社会采取世俗化政策，以人权顶替神权，以科学排斥迷信，以自由通商打破封建割据，以考选取代官僚世袭，以有教无类淘汰统治阶级垄断教育，今日的中国或许还在领先。
继而需要探讨的是，既然有如此多西方学者高举“基督教文明”大旗，到底该宗教有何独到之处呢？首先，笔者以为该宗教发源于中东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是西方接受了东方文明，而非相反；其次，从基督教分裂为希腊正教和罗马教会开始，到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其斗争之频繁、手段之残酷也完全与其教义所强调的“博爱精神”背道而驰；再者，奴隶贸易、殖民主义侵略、民族灭绝、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原子弹、贫铀弹、脱叶弹、集束弹的使用等等，也都由基督教世界发动或经手。鉴于此，拿其他文明圈的所有劣迹与基督教文明圈加以对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言及此，笔者必须强调无意否定西方社会近400年来的成就。以科技为例，尤其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世界已经是所向披靡，也正是在此世纪的后50年，其他文明圈相继一败涂地，由是深深让中国的有识之士领悟到中国不止是国防无力，甚至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里就缺少“力”的筋骨(梁启超首先提出)。此后再经过二十世纪头50年的挣扎与摸索，中国终于把 “打倒孔家店”、“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奉为主调。如今，通过共产党50年的动员与冲刺，中国无论在国防力量、经济综合实力，甚至体育领域里都可跻身强国之林。可当国人自然产生“文化走出去”的冲动时，顿然发现随着“打倒孔家店”、“阶级斗争”、“不断革命”一并糟蹋的是整个传统文化价值，由是面对着“孔武有力却斯文扫地”的窘境。于是乎，每个踏出国门的同胞都会懊恼地察觉，全世界不排队、不规矩、有文化而不尊重、自大又自卑的就只有中国人，而这样一个扭曲的民族，文化又怎么走出去？
所谓文明，不外是指物资文明(如生产、科技)与社会文明(道德、法律、体制)，不外是指治物与治人的手段。当前最令国人感到棘手的不再是西方器物文明。这方面79年以来的千变万化已使大家满怀信心。至于西方的社会文明，笔者以为有如下诸方面值得点评：一。如今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已非“力”能解决问题，于是迫切需要大量的党内、外专业人材与现代社会知识加以补救；二。发展“力”的阶段，可以武断地排斥传统精神价值，甚至可以把欧洲的阶级斗争史嫁接到中国头上。而现下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在整理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新文化和如何让新文化走出去；三。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社会的长足进步是从一本经书、一个庙堂里走出来的，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取长补短、海纳百川；最后，笔者既反对把外国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也反对把外国的体制照搬到中国。然而不论国家体制如何建树，“治人手段”如何部署，最起码的要求是，各级、各部会必须由专业界公认专家领导，彻底告别摸石头过河的朦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