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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持列孚
10月17日，在香港参加了由香港康文署、华南电影工作者联会主办的“80－90年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回顾展”及在该影展开幕前举行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恳谈会。专程来
港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简称合拍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喇培康出席了恳谈会。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香港电影编剧会会长、寰亚电影公司行政总裁庄澄、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文隽和香港银都机构总经理林岱等一批香港电影人也出席了这个恳谈会。
恳谈会除了回顾中国电影合拍公司自1979年成立以来、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摄影片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外，香港的与会者比较关注的还是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实施以来所存在的情况，比较着重地谈到的是关于CEPA出现后香港电影与内地合作以及港产片(非合拍片)如何进入内地市场问题以及个别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杜琪峰《放·逐》为何可有DVD发行，而影片却不能上映？内地什么时候会有分级制以及对于海关规定胶片出入境事项等。其中，吴思远所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他说：CEPA第三阶段，规定港产片不再作为进口片、不再列入进口片份额，但如果中影(即中影集团属下的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不引进港片，那CEPA所作的规定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笔者也作了发言，主要是集中在CEPA第三阶段以后，对港产片陷入低潮期间合拍公司可以起什么作用？笔者建议：请将合拍公司搬迁到广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合拍公司最大量的业务(占了90％以上)是服务香港的电影公司、电影人，既然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香港，虽然现代通讯手段很多、很先进，但是许多问题是需要面对面谈才清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香港的电影公司、电影人动不动就要飞北京，到了北京才能与合拍公司面谈，这样对香港影人十分不便，金钱事小，但费时事大；二是现在中国内地电影业完全失衡，几乎所有的电影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长春这样的老电影基地已被边缘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风光一时的西安电影到现在却像没了踪影一样，更不要说峨影、珠影了，这是很不健康的。但如果合拍公司设在广州而不是所有资源都只集中在北京的话，对打破这种失衡会起一定的作用，而不是所有的电影人只能往北京跑。笔者也举了一个例子：广交会能举办了100届，为什么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选在了广州而不是北京？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靠近香港。举一反三，要是合拍电影也能这样呢？
然而非常可惜，北京来的客人说“因为北京是首都，行政中心是在北京，所以合拍公司也设在北京，但广州不是首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是并不了解中国电影现状，不了解香港电影与中国内地合作的现实意义，一叶障目地看不见现在中国电影只有“一枝独秀”的凋零。照这种说法，美国电影就应集中在华盛顿，印度电影就应集中在新德里而不是孟买了。
不是所有以“中国”命名的活动或事务都非设在北京不可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除了广交会，就拿最近举行的高交会来说，它就是在深圳举行；仍在进行中的羽毛球中国公开赛，它已经在广州举办了五届。又如中国科技大学也并非设在北京而设在合肥，中国美术学院是在杭州而非北京……既然合拍公司大量业务是对香港，为什么就不应该将公司设在广州呢？哪怕是有决定权的分公司？也有人建议合拍公司可在香港设分公司，但是这样并没有对中国电影目前“一枝独秀”的状况起任何作用。
原来的中国电影重点布局分设华北(北影、八一)、华东(上影)、东北(长影)、西北(西影)、西南(峨影)和中南(珠影)虽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作用，但非一花独放，至少是让人感觉到有不同的色彩和光影。如今，除北京外，其它地方的电影均已被边缘化。这并不是市场作用，因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也因计划经济而设在北京结果出现了在这电影人才(包括电视人才)资源中心以及周边关系网的建立只向北京靠拢，于是形成了如今中国内地仿佛只有北京在拍电影的畸形现状。所以，除了有利于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外，建议将合拍公司南迁广州并非无的放矢。
为促进CEPA进一步落实，为打破现在中国电影失衡局面，请将合拍公司南迁广州。
■本报特约娱乐评论员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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