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敏感的读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中文版正在中国知识阶层读者群中热传，它黑红两色硬皮精装的优雅外形，一举打破了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固有印象。另一本由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创作的讲述两桩谋杀案故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在各大书店热销。再就是英国老牌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集(共32种，已出8种)以及新版《福尔摩斯探案集》推出后，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并正在引领一股“凉嗖嗖”的侦探小说阅读“热潮”。
智慧文学拥有广泛读者
谋杀，多个涉案的嫌疑人，似是而非的证据，一个其貌不扬却最终找到罪犯的侦探，或许还要加上一个智商绝对低于普通人的警察或者其他的什么配角——每一篇侦探小说都是如此。自从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问世以后，这个套路就基本上没有变化过。侦探小说这个一向有“智慧文学”之称的文学样式，自1841年产生以来，以曲折的情节、强烈的悬念、严谨的逻辑为表现手段，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据说，美国的孩子读的第一本文学作品往往是侦探小说，这可能与他们那位在战时喜用侦探小说来调节大脑的罗斯福总统有关；在文学大国法国，喜读侦探小说的读者占全体读者的35%，
中国读者也有侦探情结
中国也有一大批的侦探小说迷，钱钟书先生也曾是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他说，在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深夜灯下沉浸于侦探小说亦是少年时的最大乐趣。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最近不仅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超级粉丝，还即将推出她的首部评论集子《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在这部10多万字的书中，王安忆用绵密细致的笔调，指出波洛、马普尔小姐等克里斯蒂作品中的侦探形象，就是女作家手中挑绷的绳，道出了克里斯蒂作品是如何“久读不厌”的缘由。在中国作家马原看来，克里斯蒂正是将“杀人”这一情节游戏化的第一人。他认为，克里斯蒂的小说胜出是由于她的亲民视角和笔下刻画的社会风情画，即使把案件删去也是文学性不错的小说。而在百家讲坛走红的易中天曾经笑称，《百家讲坛》上正是以“侦探小说的方式讲课”，将讲堂转化成了一个模拟案发现场，才吸引了这么多观众的兴趣。
港台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也是布洛克的忠实粉丝。台湾作家朱天心评价布洛克是类型小说大师又是一位不愿驯服的越界者。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自称是布洛克的铁杆粉丝，甚至主动与布洛克联系商谈合作拍片，布洛克为其创作的《蓝莓之夜》是他最欣赏的剧本之一。
据北京新星出版社社长谢刚说，由于侦探小说在国内市场出人意料地大热，该社除了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外，另几本作品《父之罪》、《酒店关门之后》、《屠宰场之舞》、《到坟场的车票》也于近日同时出版。同时，该社还将持续、大规模引进经典及最新欧美侦探小说。其中包括美国杰夫里·迪沃的“林肯·莱姆系列”，美国迈克尔·康纳利的多部代表作，以及有着“美国的柯南道尔”之称的艾勒里·奎恩的经典作品系列。
读侦探小说需抛弃功利
但是长久以来，当侦探小说在西方国家风靡之时，在中国却处于尴尬处境。虽有读者，但长期以来一直是小众读本。谢刚认为，以前中国人对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总是看得很重，作家则多半希望通过作品打动读者，教育读者。而侦探小说与传统的阅读习惯是相悖的，它是一门游戏的文体，阅读本身应该抱着一种游戏和享受的态度。学者止庵也指出：“我们希望人们也能读一点像侦探小说这样的‘无用’之书。阅读方式应该多种多样，一味追求有用，人会变得乏味无聊；读书还要讲究趣味，要能欣赏，这样人才活得有声有色，这是一种生活的姿态在阅读上的映射，读侦探小说唯一要做的准备就是抛弃功利主义。”
本报记者陈熙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