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情
云也退(书评人)
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我们这里通常定性为列强为分利而争吵，中国利益被忽略，并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且还被认为是为二战种下了祸根。但仔细想想，作为和会的第
一目标，削弱德国无论如何都会激起德国人的仇恨，本身就是个极难措手的问题，要是给克雷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们重开一次的机会，不见得就能产生更好的避免二战的方案。该年6月28日，威尔逊在离开巴黎时对妻子说:“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满意，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这是大实话:欧洲的事情太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可能是出于对时髦词汇的偏爱，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和平的缔造者》中译本改名为《大国的博弈》，副题“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此著有着西方历史作品中常见的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的特色，如同浏览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一般写作，灵动而翔实。而惟其翔实，才难有一个归结全书的定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的条款有406条，赔款60多亿英镑，克雷孟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得了萨尔煤矿的15年代管权，东欧中欧一批国家纷纷独立，这些都架不住后来德国的黑色崛起。1933年，强力领袖风雨飘摇的魏玛德国，凡尔赛体系开始动摇。战胜国当初各怀鬼胎，养痈遗患，结果遭了报应——后人自然可以这样推论，然而麦克米兰只有寥寥几句点评:四大元首“能做得更好些，当然也能做得更糟糕……他们无法预见未来，更无法去控制它。1939年战争的爆发是这20年中，而不是1919年的诸多抉择的结果。”
这结论下得简单，但并不乏力。为政者，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为政者，最能体会一事当前时的紧张。自由传统是伟大的，代议制民主是良善的，公民参政是积极踊跃的，从巴黎和会开始，法国公众舆论片刻不曾停止对政治决策的讨论，各大党派为国家的命运骚动不安，然而这些都没有挽救经济萧条、民众分裂、对德局势的恶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上蹿下跳，似乎也尽了力，但雷蒙·阿隆却说:“当我一旦战胜了年轻时期左右着的我的犹豫彷徨……我几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扪心自问:假如我是当政者，我将如何行动？”
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阿隆的自问都是很让人扫兴的，而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自我要求是另一个极端，不能课在每个人头上。他自己身体力行了，并付出了代价:时人普遍认为，阿隆式的现实主义态度，实质上就是缺乏激情地接受现实，由此长期把他打为保守分子，资产阶级政府的卫道士，乃至人民公敌。希特勒掌权之后，法国右翼当政者继续其得过且过的表现，凡尔赛体系能维持就维持；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倒是联合了起来，但荒谬的是，法国国内根本没有法西斯倾向，而对外如何举措，他们也拿不出个准主意。
现在我们都承认阿隆是最清醒的人，承认他是最早看到二战危险并发出警告的人之一，乃至承认他是孤独的、被误解的先知。赞美是应该的，不过放到当时的语境下，当政者也未必就应该听从阿隆的警告:谁不喜欢可爱的和平，谁又不担心积极备战会引起纳粹更大的敌意呢？凡尔赛体系带来了一种幻想，尽管通过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法国的地位已经削弱，但法国人还是对盟国的支援、对欧洲其他力量的牵制寄予希望——这种普遍性的麻痹，至少在1936年人民阵线的布鲁姆政府组阁之后是受到过敲打的。布鲁姆警告党员们“不要自欺欺人……也请不要忘记，旁观的看客有时也会变成帮凶”，无奈种种犹犹豫豫的努力最后都宣告破产。
要是布鲁姆们达到阿隆那样彻底的现实主义，或许结果就不会那样悲惨。但反过来想，阿隆毕竟也是政坛的局外人，假如把他放在布鲁姆的位置上，他有否魄力去实践自己的所有论断也未可知。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毕竟隔行如隔山，正是因为阿隆的忠告没有被采纳，事后才更容易得到同情和激赏——这里无疑存在一个悖论，使得历史更难以作出“本该如何”的假设。茅庐里的诸葛孔明做出了平生最伟大的政治规划；在我们领略阿隆的《回忆录》中各种光辉的战略见地时，也不要忘记他毕生抱定的一条原则:以做哲学家为第一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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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6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