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特约书评人)
1983年，为了穷人银行的成立，孟加拉特别通过了一项法律，确定了格莱珉银行的市场地位。显然，这样的法律对相对封闭的孟加拉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金融制度跨越。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摆在我们面前，有人把他当成了一块道德标签，欲对中国的学者和银行家们进行审判。在我看来，这既是某种情绪化的发泄，更是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
顶着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孟加拉的尤努斯正在中国访问。此时此刻，我们捧着他不久前被译为中文的《穷人的银行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讨论《穷人的银行家》，可能比在孟加拉讨论更为复杂，虽然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孟加拉好很多。有人在道德高地进行审判，称尤努斯让某些中国学者和银行家脸红；有人在技术层面责怪中国一直没有找到让穷人脱离贫穷的正确方法；国内一家权威金融杂志上认为，“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对尤努斯明确表态:新建农村小额信贷机构需要考虑中国政策方面的现实情况，目前只能做到允许贷款而不能存款；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黄毅则直接指出，中国针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等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法规完全是空白，银监会找不出监管的法律依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不久说，中国经济仍然是一种高度管制的经济。如果把张的观点作为我们思考的前提之一，则我们对《穷人的银行家》的理解可能要更为透彻一些。
把钱贷给有需要的穷人
读过《穷人的银行家》的人肯定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孟加拉的尤努斯会成功？
在他的这本自传里，尤努斯给我们的答案并不复杂。首先，小额贷款彻底摆脱了扶贫慈善化的模式。穷人之所以潦倒不堪，往往是因为机会的缺乏。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所以，尤努斯批判孟加拉国援助机构有名无实。其次，尤努斯认为穷人银行在穷人中树立了金融信用意识。穷人最需要钱，但一般银行总认为他们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大部分银行拒绝给穷人放贷的原因是，穷人会把最后一个子儿用来填饱肚子，但是尤努斯建立的格莱珉银行却给他们机会证明了自己的信用品质。
第三，格莱珉银行建立了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格莱珉银行以5人小组为单元，再由这个单元扩展为地区中心。尤努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常理:流动社会的人处于陌生的环境，他的行为没有熟人社会的压力，要是没有法律的威慑，处于流动中的人可能选择不诚实、不守信，一锤子买卖时彼此欺骗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受着周围熟人的舆论压力，他们会自动选择诚信。即陌生环境是一次博弈，而熟人环境是多次博弈。尤努斯充分运用社会的多次博弈效应，让格莱珉银行拥有了必要的信用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对于尤努斯给出的答案，我表示谨慎的怀疑，这可能不是他的全部。尽管摆脱扶贫慈善化模式、树立金融信用意识以及建立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是穷人银行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似乎还存在其他更加重要的充分条件。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尤努斯陈列的上述条件复制到眼下的中国，其成功系数可能要大打折扣。
从书里我们得知，格莱珉银行是一家典型的私人银行。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者拥有银行94％的股权，政府只拥有6％。而格莱珉银行绝大多数的贷款者是在孟加拉社会结构中毫无地位的妇女。1983年，为了穷人银行的成立，孟加拉特别通过了一项法律，确定了格莱珉银行的市场地位。显然，这样的法律对相对封闭的孟加拉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金融制度跨越。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通过这样一项法律，似乎仍然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当尤努斯听到吴晓灵“只贷不存”的原则，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如果要在制度层面准确界定的话，1983年之前的格莱珉银行，事实上是一家非政府组织(NGO)，尤努斯只是以一个有道德力量和技术元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推动格莱珉银行的发展。看起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孟加拉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允许格莱珉银行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持续经营。
当私人银行的制度建设遇到障碍，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相对狭小，针对穷人的小额贷款任务就只能交给政府，或者是政府的派出组织。中国当下的局面正是如此。众所周知的农村信用社，当初政府建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在小额贷款方面解决农民的资金需求问题。可惜这家机构的发展不尽人意，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为政府制造了新的金融包袱。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可能还记得90年代曾经出现过村民储金会和乡镇基金会这两个基层性金融组织，俗称“两会”。事实上这两个组织的出现，就是基层为了弥补信用社的失败而兴建起来的民间小银行。国家不划拨资金，“两会”的全部资金来自农民的自发存款，其贷款对象理论上也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之需。1996年5月，我受领导的委托，在湖南某县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发现全县“两会”共揽储民间资金1.2亿，其中一部分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指派贷给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做了流动资金，另一部分则被当地行政事业单位强行挪作行政费用。结果，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经营亏损，无力偿还贷款，行政事业单位更是长年负债，农民的存款被掏空，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总结原因时，我们一直认为监管机构无法监管不规范的“两会”，并建议立即取缔“两会”，让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占据农村金融市场。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为我思考当年的调查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过于强势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基层“两会”这种旨在推动小额贷款的民间金融组织，最终也只能为当地政府服务。一方面，政府对“两会”具有绝对的指令作用，另一方面，“两会”却不能对强势政府形成任何制约。他们既不是有清晰产权关系的金融企业，也不是有独立品质的非政府组织，说到底，“两会”不过是乡镇、村两级政府的小金库，“两会”的破产乃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一部尚未成功的总记录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摆在我们面前，有人把他当成了一块道德标签，欲对中国的学者和银行家们进行审判。在我看来，这既是某种情绪化的发泄，更是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我们都不缺少尤努斯这样的志士，只是天不遂人，尤努斯成功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失败告终。
最早对中国农民进行小额贷款的人应该是宋朝宰相王安石，他设计的青苗法，具有小额贷款的雏形。有人戏言，假如900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成功，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轮不到尤努斯了。
1929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始实施他的乡村建设计划。他提出“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晏阳初还在定县推行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村自治、农民自卫等工作的开展，培养农民的“公共心”和“团结力”。从这一点看，他更多的是站在教化的层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没有成功，是否与他的道德教化有关，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可叹时局混乱，日本人侵略中国，晏先生的定县实验被迫结束。
温铁军是重走晏阳初之路的当代经济学家。一样的地点，甚至是一样的方法，温铁军却没有取得当年晏阳初的效果，如果借用今天尤努斯的方法做参照，我们应该是不难找到温铁军失败的原因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也具有尤努斯穷人银行的痕迹。从1993年茅于轼投入第一笔资金500元开始，经过8年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已经累积到11万元，绝大部分是茅于轼先生从各种渠道筹集来的，出资人既有知名学者如林毅夫、卢锋，汤敏博士，也有山西省原省长孙文盛等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一些海内外的热心人士，茅于轼自己则是最大的出资人，迄今已投入23000多元。这些钱，8年间共贷出541次，其中治病贷款109次，上学贷款7次，发展生产贷款398次。541笔贷款中，只有6笔没有按时还款，共计7600元，占基金总数的6.8％。
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与格莱珉银行的制度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茅于轼没有在当地开展揽储业务，只是用自己积累的基金从事贷款，并收取一定的利息。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扶贫和慈善性质的基金组织，也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进而认为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扰乱了当地金融秩序。
同时，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也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可惜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从此无迹可寻。据本书译者吴士宏介绍，2004年她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最近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
吴士宏认为，这显然来自尤努斯的启示，几年后，当地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一种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可惜在中国，诸如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空间小。而一旦让草根民主这样的理念参与其中，则可怜的小额贷款更加危险了。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读《穷人的银行家》，让人眼热。如同吴士宏所言，她将用自己的后半生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大概她认为尤努斯不仅提供给了她道德激情，而且提供了救助穷人的具体方法。显然，有吴士宏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了打算来中国开乡村银行的尤努斯。在此次访问期间，他声称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中国政府正研究允许孟加拉乡村银行在华试点，经营存款、贷款和保险等业务。吴晓灵甚至口头表示，以后可以发给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执照。
可是我的看法却相当悲观，即使吴晓灵没有强调“允许贷款而不能存款”的政策，我也谨慎地保留我的悲观立场:当下，在中国开办穷人银行不具备客观环境，即使尤努斯把他的格莱珉银行复制到中国来，也不例外。
在孟加拉，尤努斯从理论的象牙塔中抽身而出，用激情开始了他的穷人银行家生涯，但是在中国，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体面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隐含着人权概念，尤努斯正是从这里出发，意识到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予穷人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竞争。
利益之间的划分也相当敏感。中国的银行基本上仍然是超垄断企业，如何在垄断企业的碗里分出一杯羹给格莱珉这样的银行，太难了。难度肯定超过了尤努斯津津乐道的经验。还有国有经济主体、金融秩序、颜色革命、社会稳定等等，很少有人不在这些重大问题面前败下阵来。
还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张维迎说，“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正当的商业权力，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方面仍然受到太多的限制，而对自由商业原则的限制常常造成对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的伤害。”
虽然张维迎说出的只是常识，但我还是要把这段话抄录给尤努斯先生，同时也送给那些激情有加的好人，比如吴士宏。
图:
《穷人的银行家》，(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著，吴士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21.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