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禁闭，这个词语确实过于严厉了，但我想，它可以被用来比拟当下文学的创作现状:文学被禁闭于私人生活之内，私人生活反过来又禁闭了文学，文学与私人生活互为依靠，彼此都觉得安全，这样一来，奴役与任性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被禁闭于私人生活之中，一因精神的萎缩，二因物质的全面诱导。有关精神的萎缩，无需多言，那么物质的诱导呢？物质在很多时候能成为精神的启蒙导师、教养的贴身教练，但如果私人生活彻底被物质招安的时候，文学也将被私人生活全方位地侵占。文学逐渐不再有对公共话语的欲求，更缺乏对“公益品德”的关注(德·托克维尔的提法)，文学变成自顾自的生活方式，文学变成裸奔裸诵的舞台，文学变成只关注个人福利的工具，所以我说，私人生活最终又反过来禁闭了文学，私人生活的任性奴役了当下的文学。
因而，在私人生活之文学不绝于耳目的当下，我格外看重那些视野开阔、心胸广大、有艺术自觉、注重语言自律的作家作品。中篇小说《家道》(魏微，《收获》2006年第5期)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我喜欢魏微的写作语言，中性、克制，不拖泥带水，不陈词滥调，不油滑市井，《家道》总是能以最贴切最精炼的语言靠近言说的对象。《家道》重点不在故事的描述，尽管魏微讲故事的能力也无懈可击，但我更看重她的悟“道”，她善于想象，但她更能看到，这比单纯的描述更高远。家道盛衰成败都是人世，但人世除了世态炎凉、仇恨自艾之外，还有什么？魏微写“爸爸”弃文入仕之后，某夜突然在女儿面前背起了《论语》，“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字句已刻到他的记忆里，成为他的潜意识——因为那些字句于他已派不上用场”，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很难写出这些平实但透彻的字句。《家道》写官场的贿赂心态、写家道中落后的不堪与委顿、写人世的绝望与超脱、写上下级之间的感情、写人间的仇恨与平和、写作者对贫穷与富贵的看法，事物的相生相克、事物的现世来世如此完美地生长在《家道》中。有悟“道”的智力与胆识，有语言的精确与自律，有不含糊的艺术直觉与知觉，这样的作家，绝不多见。
王海翎的《新结婚时代》改变了我对畅销读物的看法，有些小说，虽然貌似通俗，但也可能内含卓尔不群的看法。虽然《新结婚时代》之名实过于迎合市场与影视，但作者的清晰与通透着实令人惊讶。人们习惯了用道德审判不孝顺的城里媳妇，人们习惯了以农村打倒城市，而看不到多少家庭以孝顺的名义剥夺私人生活的自足空间。中国由农耕文化发迹，但也因农耕文化而破败，农耕文化对都市文化有着天然的仇恨。都市在道德上亏欠乡村，这种观念转化到婚姻，就成为观念的专制。《新结婚时代》抗争了“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但同时，作者也看到了“门不当户不对”中实际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合理矛盾。太多的作家，看不到“门当户对”这一饱含经验生活智慧的古老谚语对家庭成员身心融洽相处的尊重与体恤，以及它对某些不可调和的人际矛盾的先验回避，作家们早被简单的平等观念蒙蔽了心智，王海鸰之透彻在于她参透了某些人间道德的专制。
另有一篇评论文章《智者的魔法》(林岗，《读书》2006年第10期)论及薛忆沩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作者认为薛忆沩对语言的陷落有自觉的反抗意识，“他是一个孤独而才华横溢的‘抵抗战士’”。可为什么薛在国内问世艰难？评论界何以对他普遍漠视？我想原因有三:读者的阅读耐心严重丧失；评论界的趣味或短视；薛远在海外，不归属于国内评论界的任何利益群体。想来，如果薛忆沩不是自甘边缘，如果他在国内文坛客串一官半职，那情形自然不同。
当文学语言陷落于私人生活的陈词滥调之中，发现并推荐有人性洞察力、有艺术远见的文艺作品，必要且迫切。不妨在此提一下《佛山文艺》自6月份发起延时至今的“新乡土文学征文”，此活动甚至吸引了韩少功等重要作家的参与，于文学而言，它并不纯粹，它有主旋律色彩，但它对乡土事物的关注，也可看做是对文学私人生活化的有力反抗。
由私人生活的文学禁闭，我想到了张爱玲先生的一句话，“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有时候，我不禁要追问，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品，只读华美，不见虱子？！禁闭语带双关，既是奴役之根，也是任性之源。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