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学印
每当想起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或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所做出“轰轰烈烈”的事儿，就叫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激动不已。在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人生经历和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中，不仅凝聚着种种的饥与寒、血与汗、悲与欢、苦与甜、爱与恨、情与怨，也珍藏着一个个惊险与奇遇的故事，我和野猪的一次最“亲密”的接触，就让我至今
心有余悸，恍如昨天……
1968年冬天，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元旦将至的一天，连长赵伊维找到我和屈鸿武，命令说：“两个节日马上就到了，市里为改善连队生活，给我们拨来些米面和豆油，已运到翠岗，连部派你俩去押运，马上就出发！”军令如山。我们那时实行军事化建制，从班、排到连、营能有数千人马，部队番号均为×营×连×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下午，我们就“钻林海，跨雪原”上路了。
当时，西克林的路还一点影儿都没有呢。回趟市里得从友好翠岗或友好零点搭乘森铁小火车往返，然后再经四五个小时的穿山越岭和长途跋涉才能赶到连队。隆冬的大北方，正是雪片飞扬烟炮四起的季节。去时，天气还挺好，虽没太阳，但寒风却不像上午那样使劲地咧咧的吼叫着。我们到翠岗时，夜已灰暗，天边只有几颗残星在闪烁。翌日，驻翠岗的×地质勘测队派出一辆“东方红-54”为其装上这些“军饷”。在晓星下沉天渐鱼白时，我们“打道回府”了！
那些年，小兴安岭北坡格外的冷。人们管拂晓前这一阵儿叫“鬼哧牙”，是撒尿都能冻成冰棍的时候。一路上，我们俩儿也挤在了驾驶室里，既免遭了寒风扑面的刺痛之罪，又能和司机天南地北地神聊着。开车的师傅姓关，是个快到50岁的人。自称是个“车老板子”，平时就两大爱好：喝酒打猎———打猎喝酒。他说，这几年开车自己没少撞死过“傻狍子”，也听人讲过“大解放”遭遇“野猪”及“黑瞎子”祸害苞米地和偷吃蜂蜜被“群起而攻之”的事儿。因此，凡轮到出车时，他都带上一把老猎枪，除防身外遇着点正还能收拾些獐狍野鹿山兔野鸡的，也可换回些银两改善家里的生活。我们说着聊着，天已大亮，飘飘洒洒的小清雪也跟着下起来了，风也不像刚出来时那样凛冽了。
车行至一块大冰湖时，战友屈鸿武突然指着前方一处树林子说：“那有个东西？快看！”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在活动。“是黑瞎子？不像，是野猪！”“别害怕，野猪是不伤人的！”关师傅这么说着，我却格外的紧张起来，把脸紧贴在风挡上，死死盯着前面。在刚现出的阳光下，只见那个黑乎乎的家伙开始朝我们这边慢慢腾腾地走来。“不好，这家伙像看见我们了！”我说这话时，腿已在一个劲儿地抖动，两眼直勾勾地瞧着这家伙在步步逼近。“我加大点油门，兴许能把这家伙吓跑了！”关师傅边说边去踩油门，一脚下去，不但没轰响，反倒给机器憋灭火了，而那越来越清楚的大家伙既没吓跑，也没退却，更加虎视眈眈地朝我们扑过来。10米、5米、3米，突然间像发疯般地冲向它眼前的这个“宠然大物”，只听“咣当”一声，车体猛烈地震颤了一下，而那头嗷嗷直叫的野猪竟在地上转了好几圈，许是被撞得太厉害了，晃晃荡荡地站稳后，又回到路中间，重新打量起这个从未见过的比它还高大威猛的“家伙”。这功夫儿，我们三个在车里谁都大气没敢出，我的心更是被提到了嗓子眼，觉得头皮酥酥的直发麻。还是人家见过“大牲口”的“车老板子”能沉住气，让我们接过他随身带来的两把匕首说：“拿着它，也能管点用！”说着自己也把老猎枪从后座拎了出来：“这是头孤猪，待会儿还得使威风！”话音未落，这家伙果然照着话来了，随着一声嗥叫，被反弹撞倒在雪地上的野猪就地打了一个滚，爬起来竟又趔趔趄趄地望着高高的驾驶楼，想必在琢磨这里该有可进攻的门路吧。过了三五分钟，这家伙改变了路线与打法，晃晃悠悠地转到了车门下，用两只粗大的前掌使劲地拍打车履带，可能是感到不过瘾，又调过身来一屁股坐在了车履带上。缓了一回神又对着车门胡乱地砸吧几下，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听得真真切切，甚至喘气声都能感觉到。
这时候，我偷偷睁开眼睛才看清这家伙的本真面目———和猪一样的大脑袋，长长的嘴巴外露翘着两颗向上的獠牙，一身棕色的黑毛，很粗很硬实。身高有70~80厘米，身长不到两米，重量能在200公斤以内，是个长期“无主”游荡惯了的“孤猪”。这个家伙就这样地发疯了几次，进退了几个回合，终于面对我们这个岿然不动毫不示弱的“钢铁怪物”无可奈何了，觉得再拼打也不会有自己的口中之食，只好收敛野性变得驯服了，最后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扫了几眼，顺着来路又遁回林中了。
我们三人在车中说：“真是好险呵！”当我用早已凉透的手解开衣袖看看表，此时正是8点29分。于是，我记住了1968年12月29日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