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系列□朱正
对于那种竭力为中国文化传统即所谓国粹辩护的论调，我看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回答。重读鲁迅的这篇《“寻开心”》，可以帮助人们看清今天新的读经主张、新的宣言，是怎么回事。
鲁迅1935年3月7日写的杂文《“寻开心”》，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这篇七十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重读，还很有意思。
“寻开心”。这个题目，鲁迅是从林语堂一篇讲演中引来的。林在暨南大学讲演，说：“……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鲁迅就从这里摘出“寻开心”这三个字做题目，写了这一篇，跟林语堂“开个玩笑”。
鲁迅指出：有两种人的文章是没法认真看的，一种是堆砌些怪字面，生句子，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文章。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信笔乱写，弄得同一篇文章里说的也会自相冲突。接着，鲁迅举了三个“寻开心”的实例。
三个“寻开心”的实例
第一个例子就是林语堂本人的。他一再称赞清朝夏敬渠所作小说《野叟曝言》，说它“是白话上等文字，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把它列入1934年自己所爱读的书籍之中，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聂绀弩(署名悍膂)看了，即发表《谈〈野叟曝言〉》一文，列举这书“最方巾气”、“不知性灵为何物”、“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和“对话也用文言”，诘问道：“《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的主张相反，为什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
对于《野叟曝言》这部作品，鲁迅早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过了，说它“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在这篇杂文里，他表示赞同聂绀弩所做的分析，说“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
不过，鲁迅并不赞成这样认真看待林语堂的这篇文章，以为聂绀弩这样认真地去分析、研究、争辩，是他太忠厚老实了。“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
这篇《谈〈野叟曝言〉》现在收在《聂绀弩全集》第七卷。接着还有一篇《再谈〈野叟曝言〉》，分析了林语堂为什么会这样热心地推荐《野叟曝言》，指出这时他不再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的那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了。
鲁迅这篇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当时又有人提出读经的主张。第三个例子，是有人发表谈话，表示赞成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于这两件当时堂而皇之提出的事情，鲁迅指出，其实都不过是跟别人寻开心的意思。谁如果认真看待，“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
儒家的“四书”“五经”，一向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经典读本。开科取士的时候，它是应试士子的考试用书。清末科举废了，可是读经并没有随之而废。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废科举以推广学校。9月2日清廷批准了他们的奏折，下诏自明年起废科举。废了科举办学堂。学堂怎样办呢？这道上谕说明了办学堂的宗旨是：“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可见科举虽然废止，经还是要读的。
清室退位，民国成立。新政府也没有改变尊孔读经的传统。直到陈独秀的《新青年》出来，才正面提出反对尊孔读经的主张。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都写了不少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尊孔读经的主张，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有力一击。可在这以后，不时有权势者重新提出来。1925年11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就决定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鲁迅即写了一篇《十四年的“读经”》，发表在《猛进》杂志上，后来收在《华盖集》里。文章一针见血地说穿了提倡者的用心：“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颇采取了一些除旧布新的措施。1928年7月30日，通令全国提倡语体文，小学不准采用文言教科书。这以后，全国小学校里普遍采用语体文的课本了。可是反对的意见总是有的。到了1934年，汪懋祖发起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又一次提出中小学读经的主张。他在文章里说：“读经决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可见他的这个读经主张，是有湖南的何键，广东的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对于他的这种主张，胡适、傅斯年都发表了长篇论文予以反驳。鲁迅没有写长文章，收在《花边文学》里的短文《“此生或彼生”》就是驳他的：“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当时比这“中小学文言运动”闹得更大的，是十教授的《宣言》。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刊出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这十位教授署名。这篇《宣言》说，他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要“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胡适立刻作出了反应，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当年张之洞的精神。“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胡适的这篇，全面批判了十教授的宣言，指出“在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并且指出：“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寻开心”》没有正面评论这篇《宣言》，但是反对它的态度是显然的。他将报载“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这《宣言》的谈话，加上广东省教育厅按照陈济棠的意图编辑的《经训读本》放在一起加以批评。三言两语，指出他们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也就足以表明这主张、这《宣言》，不过是“寻开心”的性质了。
《“寻开心”》在今天的生命力
《“寻开心”》这篇文章，今天还有其生命力。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我以为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反过来说，如果这“病菌尚在”，那么攻击时弊的文字也就还没有过时。比方说吧，现在国家规定的学制中小学没有读经的课程，不是还有人在宣传少年儿童读经的益处，办什么星期天学校，让娃娃们休息日也不得安宁，去读子曰诗云么？到了前年(2004年，岁在甲申)，不是还有名流(不止十位了)发表《文化宣言》么？当然，与时俱进，用了更加时髦的字句了。例如不再干干脆脆的说“保存国粹”，却绕个绕子，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而且，据说孔孟之道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全人类的主导思想哩。当然文字的表达没有这样露骨，只是谦逊地说“中华文化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假如它当真如此美妙，那么为什么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起这样的作用，而在二十世纪、十九世纪却并没有这种良好的表现呢？
五四时期，鲁迅就写过好些篇文章，反驳“保存国粹”的口号。《随感录三十五》说：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对于那种竭力为中国文化传统即所谓国粹辩护的论调，我看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回答。
重读鲁迅的这篇《“寻开心”》，可以帮助人们看清今天新的读经主张、新的宣言，是怎么回事。
◎朱正，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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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