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
在什么情况下，想到什么人，常和这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有关。
在《中华读书报》（2006·9·20）上读到一篇介绍巴赫金理论与鲁迅“故事新编（体）”小说关系的文章，题为《巴赫金与鲁迅的对话》。内容是说朱崇科教授的新著《张力
的狂欢》中，解释巴赫金理论诸如复调小说、对话理论等，与鲁迅“故事新编（体）”小说的关系。此文的文题《巴赫金与鲁迅》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如果对于巴赫金这样级别的理论家，我们把文题改为“巴赫金与某某”，虽然某某氏现在被称为“大家”、“大师”或“巨匠”，也许还是令人觉得与巴赫金不相配，说句粗话吧，不够个儿，也即不够分量。这时只好举出鲁迅。这就是本文文题所说：我们就想到鲁迅。我就记得好多例证。现在临时能想起的几件，都是中国人在国外时的想法，述之如下。
恺蒂是一位精熟当代英语文学的学者，她游学在国外多年，眼界很宽。她在《万象》（2003·12）上发表《和库切一起沉默》，介绍南非获2003年度诺奖的作家库切，说这位库切是她最喜爱的当代英语作家，他的书，她是见一本读一本，佩服之极。她不是研究鲁迅的，但她是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然熟读过鲁迅。她在文章中说到南非的女作家戈蒂默（1991年诺奖得主），恺蒂说，戈蒂默与库切相比，“压根就是琼瑶和鲁迅的距离”。鲁迅的高大之处在于什么？她又是从几位作家的对比上说出来：“许多评论家认为库切是当代的卡夫卡，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一样地不会讨好任何一个当权政府。”这种归纳，应当说，是很深刻的。《文汇报》（2006·9·10）载孙惠柱《易卜生、比昂逊：挪威的鲁迅和胡适？》文中说：“这里我们看到了易卜生和鲁迅的相似之处。虽然鲁迅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国内写的，他塑造得最精彩的文学人物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却都出自他已经永久离开的遥远的故乡农村，而且没有一个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正面人物’。事实上最早在中国介绍易卜生的就是鲁迅。在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何成洲曾撰文对倍尔·金特和阿Q做过比较：“这两个角色各自代表了他们国家国民性中消极的一面，但同时又吸引了各种文化的人，因为通过他们大家都可能看到自己人性中消极的一面。”“鲁迅和易卜生都是各自社会的批评者，他们是以挑刺、批评而不是以高喊爱国口号或参与政治活动为主要方式的爱国者。”我们再来看看老一代的雕塑家、理论家熊秉明。他是留学法国的学生，在1949年10月13日，送吴冠中等同学回国后，他在日记中写过自己的苦闷和对鲁迅的思念。1951年1月10日熊氏的日记里说：“巴黎文坛很少讲到麦涅，也几乎不谈麦绥莱勒，在中国我们都很知道他们，还有寇维兹（Kollwitz，1867~1945）。”鲁迅在1932年写的《“连环图画”辩护》曾举麦氏和柯氏的作品。1933年上海良友出版麦氏的画集《一个人的受难》，鲁迅为之作序。1935年鲁迅自己出资出版了柯氏《版画选集》。最著名的事情是，1933年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到曾以柯氏的名画《牺牲》刊于《北斗》以纪念柔石被害。我以为熊氏说“很知道”那些画家，极可能就是从鲁迅这些活动中知道的。不过当时的译名，略有不同。因为，鲁迅首先介绍了这些画家，接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就不可能再出此类画册。
不管对鲁迅的评价有多少争议，以至有多少误解，一遇到大场面，我们就想到他。不想到他，在新文学里，我们还举得出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