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之后，今年10月，由北京9个剧场主办、生活舞蹈工作室策划的“交叉：2006现代舞演出季”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9个剧场推出。“交叉”，意喻有剧场与生活的交叉、现实与想象的交叉、不同文化的交叉，以及舞蹈与戏剧、与影像、与装置等不同艺术媒介的交叉，当然也希望舞者与观众之间的交叉
“现在的舞蹈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本报记者程绮瑾
说到“家”你会想到什么？
德国舞者安婕·冯德兰在她编导的《外地人》里想到的是一个动物做手术时用的脖套，这个像灯罩形状的塑料制品被她套到人的脖子上，里面装满自己的洗漱饮食等日常用品，把整个头都淹没了。
说到“舌头”你会想到什么？
张献在他编导的《舌头对家园的记忆》里想到的是说话、吃饭、接吻以及更多私密的动作。它可以是一个人的味蕾，也可以是一群人的呼喊；它可以对着一罐肉汤大快朵颐，也可以在镜头前抽搐痉挛。
说到“家乐福”你会想到什么？
王锋在他编导的《乘300路去家乐福》里想到的是被饵食引诱的鱼；被遥控器操纵的“街霸”；被装进购物车的美女；被商业化大潮席卷的忙忙碌碌的人。
“剧场老板吃了回扣！”
“交叉：2006北京现代舞演出季”展现的种种，恰如他们的宣传语：“用身体展开想象”。
演出主办方之一是“9个剧场”，也就是朝阳区文化馆。这个文化馆从2003年开始改造成9个大小不等的剧场，去年全面进入市场。馆长徐伟说：“这样的演出叫‘舞蹈季’不太对了，我觉得该叫‘生活剧场’。”
徐伟的几个朋友看完演出后，给他的反馈都是：“没想到现在的舞蹈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些反馈不带褒贬，更多的是好奇。
舞者们都强调，中国的现代舞才刚刚起步。“当代舞什么形式都有，我们在中国做什么都不是新的。可能做完才知道，别人20年前就已经做过了。”演出的另一个主办方、“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办人文慧说。
据文慧介绍，现代舞本身也可以细分为传统与当代两种，后者也称为“当代舞”，这次演出季的大多数节目都属于“当代舞”。这种舞蹈吸收了影像、戏剧、行为艺术等多种表现形式，在“交叉”方面走得更远。
“生活舞蹈工作室”另一位创办人吴文光描述了他1999年在荷兰看过的当代舞演出。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狗团”将一个即将被开发的船码头设计成剧场，所有舞台布景均就地取材，码头的升降机、安检机都被他们用上。
形式虽然难以创新，但是内容、想象力却可以无限丰富。现代舞的日常训练方式经常是，指导老师提出一个词汇，让学生们用自己的肢体表现“飘落的塑料袋”、“房间”等略显怪异的主题。
安婕·冯德兰对“家”的想法，就是在“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一次日常训练中迸发出来的。现在，这个构思被用进《外地人》的演出。
在这出由文慧和安婕·冯德兰合作编导的《外地人》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演出还没开始，他已经站在舞台一角的跑步机上不紧不慢地走着。直到演出结束，他一直那么走着。
交流时段里，伦敦国际戏剧节总监维恩－琼斯问这个角色的含义。演员解释说：“从站上跑步机开始，我就显得特别奇怪，与其他演员、与这个剧场之间格格不入。而且我一直在走动的过程中，不停留。这些都是我们对‘外地人’的感觉。”
剧场的观众调查显示，去年观众多是本地人，多是艺术圈内人。今年外国人与国人各占一半；而且本地人里，各行各业的都有。
他们给出的观感，有的称赞，有的则说没看懂。所以在观众交流阶段，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编导们耐心地给出解释之后，往往会补充一句：“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表达，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感觉。”
让徐伟觉得最有趣的是，有一场丹麦现代舞团的演出进行到一半，一对操着东北口音的夫妇退场，并且嚷嚷着：“这个剧场老板肯定吃了回扣，引进的是什么东西？！”
和民工一样的弱势群体
持续半个月的演出季，观众在观看时，常能听到隐隐的枪炮声———剧场外的小广场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有些民工专门坐公共汽车过来看。
“现代舞在整个表演大盘子里，是弱势群体。给他们一个平台演出，跟在门口给民工放电影，没有价值上的区别。”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的徐伟说。
“生活舞蹈工作室”编排的《生育报告》自1999年在北京人艺首演之后，到这次在演出季复演，7年间，它受国外艺术节或政府邀请，在国外演出了50多场，但从未在国内演过。主要原因就是没钱。
去年他们找到了朝阳区文化馆，双方商定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不是由演出方付场地租金，而是双方平分票房收入。这次舞蹈季的演出基本都在其中两个最多可以容纳400人左右的小剧场进行。
演出票价定为每场成人100元，学生50元。《生育报告》3场演出下来，“生活舞蹈工作室”分到了3700多元钱，还不够7个演员的劳务费。
但“生活舞蹈工作室”背后有一些友情或国外基金会赞助，在国内民间的现代舞演出团体里已属境况稍好的。友情赞助的“草场地工作站”为他们的排演提供了宽敞的场地。经过交叉现代舞演出季的合作，朝阳区文化馆也成为他们新的活动阵地。
反观上海的“组合嬲”，很长时间以来，舞者们只能租用10元钱一小时的健身房排练。他们的《舌头对家园的记忆》今年在苏黎世戏剧节获得由苏黎世联邦银行(ZKB)设立的大奖，一笔3万瑞士法郎的奖金使得他们的经济状况稍得缓解。“我们已经开了庆功宴，预支了500块钱。”张献——这出戏的导演，也是“组合嬲”的创办人之一笑说。
当演出季邀请到丹麦现代舞团制作人鲍·皮特森演讲时，听众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制作人，是如何为自己的舞团“找钱”，同时又尽量减少商业化对艺术品质的伤害。皮特森介绍说，在欧洲，现代舞的排演经费75％来自政府或基金会支持，25％来自票房。
“生活舞蹈工作室”酝酿已久的“青年编导计划”，今年终于开始，也正是因为争取到荷兰“东”基金会和北京风雷公司的赞助。
王锋的《乘300路去家乐福》就是获得这个计划支持的作品之一。这出戏里既有舞蹈，也有录像、话剧；配乐既有流行歌曲，也有环境音乐、古典音乐，甚至还有电脑游戏的背景音乐。
王锋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受到“生活舞蹈工作室”影响，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锋影实验现代舞蹈原创工作室”。他喜欢自由表达的当代舞，但为了“脱贫”，平时也会接些晚会和商业演出。
300路公共汽车是这个工作室不少成员的常用交通工具，家乐福也是他们为了省钱常去的采购地。
今年5月，“计划”开始公开征集作品。王锋提交了自己的构思，并与其他7个报名作品一起，被评选通过，获得第一期资金。而这也是当时全部的报名作品。
8个作品各自领到了2300元钱，排演20分钟的作品。这笔钱对于王锋来说还是紧巴巴的。他找到还在舞蹈学院上学的师弟师妹做演员，又借用舞蹈学院的教室排练。
不到一个月的排练之后，作品汇演。经评委投票，包括《乘300路去家乐福》在内的3个作品被评选为“发展阶段作品”，每个作品得到5000元钱。开场时，他设计让舞者穿上画着斑马线的囚服，困在一个个小隔间里。这些隔间在彩排时，都是用硬纸壳做的，这一次拿到奖金，换成了有机塑料板。
百分之百的生活，百分之零的艺术？
将今年的演出季与去年的做对比时，徐伟说：“直观地说，今年比去年更干预生活。去年也有这影子，但不那么坚决。”
当代舞的风格取向五花八门，有的非常抽象，比如这次演出季的开场戏《女英雄》。这个戏只有一个女舞者，她的活动范围不超过自己周围一步距离，背对观众，身体像照片显影一样慢慢呈现。“这个独舞作品试图对东方表演中垂直时间、垂直空间与西方表演关于水平时间和水平空间的不同观念进行一次探索和创造。”演出的介绍辞如是说。
但是演出季的更多作品，如“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名字一般，深深地介入生活。报名“青年编导计划”的8个作品的作者，包括影视导演、建筑设计师、出版社编辑。他们有的曾业余学过舞蹈，有的只是欣赏爱好者。
甚至在评委里，也不乏不善舞蹈的人。吴文光以拍摄纪录片闻名，张献以前则主要做舞台剧编剧。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作品的创意与实验性。
入选“青年编导计划”“发展阶段作品”的3部作品，其中两部分别是来自北京的王亚男工作室的《房子》和来自济南的凌云焰身体实验工作室的《抽屉》。
在《房子》里，舞者是迷失在城市变迁中的人，在一座座被拆掉或被建设的房子里，寻找自己的生活痕迹。在《抽屉》里，舞者时而是使用抽屉的人，时而是抽屉本身。抽屉里装着记忆、秘密。
两个作品被安排在同一个夜晚演出。演出结束后的交流时段，有一位观众评论说，《房子》做得非常精美，但是他认为《抽屉》更加值得推崇，因为《房子》的主创人员多是专业舞者，而《抽屉》的舞者多是刚学现代舞一年的大学生，更加代表了“艺术深入生活”的取向。
台上的两位编导闻言笑了。《房子》的编导王亚男说：“我们也尽力追求自由自然的表达。”《抽屉》的编导李凝则说：“其实我很羡慕可以用到专业的舞者，但是我在济南实在找不到。”
李凝与王亚男都曾跟随金星学现代舞。王亚男的经历与“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办人文慧类似：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曾在东方舞蹈团工作，现在都是自由舞者。在创办“生活舞蹈”之初，文慧也曾特意避免使用专业舞者：“我想强调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舞者。”她在工作室的T恤衫印上“百分之百的生活，百分之零的艺术”。
李凝以前主要在大学开班，现在也向社会招学生，而且更喜欢这种学生。因为他发现很多跟他学舞的大学生，最多只学一年，然后就开始忙着考研或者出国了。每次演出时，他都起用自己班上的学生。为了迁就这些学生，他也适当降低舞蹈技巧。
但这次特别受邀来给青年编导们做指导的荷兰舞者波莎则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跳现代舞？是。但是要看在哪个层面，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演给谁看。”
现在文慧并不认为舞者非专业，就意味着一个作品够“生活”。“以前有点像城里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的感觉。但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谁愿意用自己身体实验、表达，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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