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想一边写
现代社会中的医患关系，有点像失败的婚姻。医生以为患者会“常怀感恩之心”，患者以为医生总可以“妙手回春”。在神话被打破后，“天使”就变成了“妖魔”。
医疗行业毕竟肩负着太多的期待了，所谓“生命所系，健康相托”，所谓“白衣天
使”。人们期待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危难于无形，期待这个充满科学符号的职业，如同神灵的召唤，天使带领我们回到人间。科学已经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神旨的显现。我们不是在相信科学，而是相信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功利。
这样的社会氛围恰恰与这个行业在转型社会中滋长的生存与发展的功利心不谋而合。所以，科学变得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似乎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于是人们开始“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求医活动，这样的“看病难”构成了社会负重。当科学不可能有“灵丹妙药”的时候，功利交易失败，功利纷争兴起。
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医患关系，有点像失败的婚姻。医生以为患者会“常怀感恩之心”，患者以为医生总可以“妙手回春”。在神话被打破后，“天使”就变成了“妖魔”。
其实只要回到平凡世界里来，把医生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把医疗行业当成一种普通的职业，又会怎样？
一个普通的人，当然需要有尊严地活着。他或者她从事的职业活动对社会有益时，应该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他或者她在职业生涯中，通过诚实劳动应当获得应得的报酬。当他或者她为社会贡献或者创造价值的时候，有理由要求获得名实相符的社会评价。
而当前环境下的医务人员确实在基本人身权利方面受到严重威胁和侵害，他们没有在职业活动中获得保证，在人身侵害发生的时候受到保护。他们的职业行为有可能犯错，有可能发生伤害，有可能出现犯罪，但是，无论如何，未经正当程序，不得非法剥夺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这应该说并非是法治精神下的过分要求。
由于医学教育上的经历，医务人员一般都因循专业知识和培训后所获得的能力与经验来开展工作。在社会转型期，知情权和自决权在不断扩大和申张，但是，知情权是否可以深入专业内部挑战和质疑它的知识体系呢？自决权是否可以在与专业判断的冲突中颠覆扭曲强制专业行为呢？
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的尊重，对专业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在于尊重专业的意见和秉持科学的态度。但是，“妖魔化”的舆论已经浸染人心，“我不相信”的态度迫使医学必须拿出功利的结果，而这又恰恰是医学不可承受之重。
医务人员以执业为谋生手段，他们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而公众恰恰也是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医疗服务。费用的支付也许通过“第三方”(保险、政府或者公益组织)、也许就只能是自己掏腰包。费用的免除也许是医务人员的“义诊”，也许是明示的其他免费服务。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服务可以是源自这个行业以及从业人员无条件的、当然的、免费的义务。
然而，事实上，从政府管制的价目表上，从医疗机构的财务报表上，我们看不到服务的价值。我们只能够看到有形物资的消耗和昂贵设备的使用，我们只能够看到在医生开具的检查和处方中才可以看到的价格及其背后的利益。
行政部门和媒体舆论在控诉、反对和遏制这种在背后攫取利益的行为(大处方、大检查、开单提成、红包、回扣等)的同时，对专业服务的价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迟钝反应，要么是集体沉默，要么是联合抵制。
耻辱感正是这种缺乏公正对待的合理反应。许多议论在揣度护士长张德丽行动的存在价值，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符号，抑或是一种开端。“进入”与“退出”按说也算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常态，但是，“耻辱感”实在是很严重的指控，它会反射到这个行业内部的每一个人心里。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会是怎样？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