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熊培云
既然洪峰屡次声明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那么他的“站街”就不仅是即兴乞讨，更是一次即兴的游行示威。显然，洪峰的“示威”是通过“示弱”完成的。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一个不会抱着行人大腿，但仍然在心里抱着制度大腿的乞丐。
沈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成为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据称这位昔日颇有些名气的作家，近日因为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暂停了他的每月2000元工资，而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治病又急需钱，所以一气之下“挂牌上街”，公开乞讨。
对于这位在体制内(乞)讨生活的作家，跑到大街上去乞讨，而且堂而皇之地以作家之名去乞讨，着实匪夷所思。这种虚妄的优越感就像电影《第七封印》里的那个男演员乔纳斯·斯凯特的辩词：当死神来到斯凯特的面前时，斯凯特拒绝死神的理由是，“我的演出合同还没有完成呢”，“我是演员，难道就不能豁免吗？”如果我们将死神当做一个新时代到来时的大浪淘沙，显然，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当一个新时代来临时，“失业的死神”并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在体制内养尊处优的作家而网开一面。
谈到某些体制内作家“被圈养”现象，着实让人心生悲哀。有人因此批评作协是“二奶协会”，而作家洪峰是“二奶”，在这些人看来，做“二奶”已经够丢人了，因为“失宠”跑到大街上去要求自己做“二奶”的权利，无疑是自取其辱，没有什么“尊严”可讲了。
这些批评似乎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尽管我们同样反感作家协会及其倡导的“按需写作”的文化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对此过于苛责，让软弱个人承担时代之错。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在体制内讨生活，与在街上乞讨有着某种相似。不同的是，一个靠着制度性的施舍(发工资和奖金)，另一个靠大街上的施舍(在开放的蹲点生涯中讨零花钱)。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前者实际上暗合了一个“控制－奖励－控制”的过程。在中国相对封闭的过去，作协、文化局等文化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许多作家甚至“疑似作家”的写作生活，垄断了诸如发表、评奖等文化资源。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被纳入到体制内搞专业创作，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尊崇体制内的评价体系及其奖赏，并渐渐丧失了自主的社会生活与独立创作的能力；他们按需写作，随时绽放，其价值在于观赏，而不在于大自然。其结果是，原本可以鹰击长空的作家，在被充分“体制化”后只能像母鸡下蛋般完成写作任务。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那些落魄作家的权利。今天的年轻人，拜开放社会之所赐，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过上体面自由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高高在上地嘲笑那些生活于旧体制下的人“活得没有尊严”，并以自由的道德名义来否定后者在法律上的应得之权利。显然，即使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作为公民的“二奶”，其个体权利仍是完整的。事实上，这也是近来有人出来为“二奶”建维权网站的原因所在。娜拉出走了，可以回家取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二奶”被赶走或被欺骗了，同样可以找“包二奶的”维权。在一个许多人仍不知权利为何物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体悟，“一走了之”并不是追求自由的全部。
进一步说，如果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没有根据《劳动法》的相关程序解除合约并履行相关支付，洪峰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维权，甚至讨要自己的“青春损失费”，尽管这种维权被其理解为一种平静地、有别于“搞爆炸”和“脱衣服”的愤怒表达。
有人问，作家上街乞讨是否合适？这是不是一次拙劣的行为艺术？在我看来，既然洪峰屡次声明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那么他的“站街”就不仅是即兴乞讨，更是一次即兴的游行示威。显然，洪峰的“示威”是通过“示弱”完成的。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一个不会抱着行人大腿，但仍然在心里抱着制度大腿的乞丐，在大家为“博客实名制”争得头破血流时，率先在世界搞起了“乞讨实名制”。
全球化的今天，开风气之先的“乞讨实名制”与“博客实名制”一样，只能等着世界来接轨。可以肯定的是，洪峰以“示弱”表达“示威”，可算是与世界局部接轨。我在巴黎，时常会看到三两个人举着牌子，在雇主的楼前申明自己的点滴权利。他们的行为举止可能很可笑，但是，这种可笑会给一个社会带来希望。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