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人都可以拍照，都可能拍出好照片，照相变得容易了。容易得到的，也就容易失去。"
撰稿／江林摄影／唐师曾
通常，一本书只有一个作者，这本书有200多作者；通常，一本书有一个结论，这本
书没有定论。
2003年夏秋，唐师曾驾驶吉普车从北京出发，沿玄奘取经路线，从陆路翻越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印度河、恒河……途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经聂拉木口岸返回中国。
400卷柯达反转片，记录了他此行的艰难。2006年6月13日晚上，我给唐师曾发短信："我在你的照片中读出一个崭新的名词---'语像'，它将颠覆传统的图像、文本二元秩序。"我见一贯雷厉风行的他没有回复，又兴冲冲拨通他的手机："你和你的书就是'语像'……"话没说完，就听到那头天崩地裂的巨响，接着是一声惨叫"撞死我了！"音刚落，就听到他狂吼的批判："我最讨厌新名词！"
几天后，见到头上缠满绷带的疯鸭子，笑嘻嘻忘了头疼："为接你电话，差点把我脑袋撞碎了！"
语像写作（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最早兴起于影像科技发达言谈自由的欧美国家。30年代德国《信号》杂志、美国《生活》杂志首创摄影散文（ＰｈｏｔｏＥｓｓａｙ）形式，用单幅或组图阐述一个完整的思想。尤金·史密斯独自制作《水俣》、《匹茨堡》揭露污染，促进环保，极大推进了美国社会朝着民主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战期间乔治·奥维尔、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伯格等战地记者深受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乔治·罗杰等战地摄影家影响，不同程度地涉足语像写作。战后，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联手制作《苏联日记》、《愤怒的葡萄》等作品，声名鹊起。
这本书中90％的图片是不经剪裁的反转片原底，这并不是唐师曾的要求，而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最初接手这批图片是经过一位画家兼美编转来的，他说："只需要直接使用就行。"但我们发现一些图片在表现主题和构图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几乎颠覆了我们出版这本书的信心。于是，调看原图才发现，这位美编按照自己的审美，将图片进行了大量的剪裁。
剪裁过程在传统的图书编辑过程中是必需的，因为在传统的图书中，图片总是居于附属媒介位置的，尤其在文本时代，更是屈从于文本的。而在语像图书中，图片是居于主导和主要表现媒介位置的，它要求摄影师尽可能多地在一张图片中提供完整信息。于是，我们决定，除了少量由于移动摄影产生的底片阴影外，对图片一律不剪裁。事实证明，这些不经剪裁的图片给后续的大众解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
原来我们设计的对话，是唐师曾用图片与一位英籍华人画家对话，当我们发现图片的剪裁问题时，马上作出了一个大胆而有风险的决定，扩大对话的范围，将与一个人的对话改为与多人的对话。
这是一个完全超出我们实践经验的决定，其操作半径之广，也超出了我们设计之初的想象。当时，我们手头只有已经选择的唐师曾的200多幅图片，到哪里找200多人，如何与200多人对话？
我们决定先探探路。我和唐师曾搬着40000张反转片敲开了王文澜家，这位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还没看完我电脑里的图片，就赞叹不已："好图片！老鸭，我怀疑这些图片是不是你拍的？！"为了印证王文澜的评价，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王文澜、贺延光当即决定写图片解读。
在这个信息鼓舞下，我和疯鸭开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网罗了一大批社会名流。接下来，我们起草了一封邀请函，按照互联网的地址，和图片的编号顺序，将图片发了出去，既没有提供图片拍摄的时间、地点，也没有提供图片要表达的意图。所以，200多人的文本解读是没有中心的。
比如，贺延光写道："这是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画面，一是镜头前的人物，一是土墙上的标语。人物显得木讷，即使两个男孩也看不出其应有的童真与顽皮。标语显然是半句话，以我的阅历判断，在"就是缺吃少穿"后面，大概是"决不能少教育"之类的意思吧。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在一幅新疆的图片面前发表了他的感慨："图中四个织地毯的女孩，像新疆的孩子。唐僧取经的西天之路国内路段，我曾走过多次，这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最多和居住最多的地区之一，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古往今来与汉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过去，这些地区大都比较贫穷，改革开放后，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内地和沿海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图前那个微笑的女孩，看样子不满18岁，她应该在学校读书，而不应该来这里工作。她的微笑，令我心酸，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我们切不可生活好了，就忘了他们。"
王文澜写道："你说相机动了，用不着考虑曝光、焦点，摁下快门就是了，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现在人人都可以拍照，都可能拍出好照片，照相变得容易了。容易得到的，也就容易失去。咔嚓之中，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产生大量的垃圾，摄影难在太容易了。
"以前，我的话可能刺痛过你，今天，你的照片也会说话了，说动了我。我会慢慢从这些照片里细细品味在漫长的日子里一辆孤独的吉普所蕴涵的心境。"
7月初，我回到香港，把这本书的想法和那里的朋友说了，得到热烈的响应。我的好友、在香港大学任职的钱钢不仅自己撰文，还找了两位美国和捷克的同事，他们的解读为本书带来了新的视角。从此，我们的作者队伍又增加了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台湾不同地区、不同界别的人士。
至7月31日，我的电子信箱显示，这期间有300多人上千次邮件往来，手机短信和电话逾千次，作者中，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只有9岁，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也没有按照文本提供的先后或作者职务的高低编排，而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平台，职务、国籍、人种、宗教、受教育程度等概念，在"语像图书"的界面上被"铲平"了，这是我从事新闻出版以来从未经历过的。而每一个邮件和电话都带给我惊喜，直至今日，我仍然怀有这样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