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913年版《世界年鉴》上，有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为之手书的序言；1920年上海开始出版体育年鉴；1926年的复旦大学年鉴上详细记载了各院系的师资、课程设置和招生概况；30年代的一本《上海市年鉴》上甚至能查到黄金荣家的电话；1984年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所编纂的《国际安全年鉴》带着格外分明的冷战色彩；1986－1987年间日本国内上演的每一出“大和剧”都有案可查……看着上图展出的馆藏珍稀年鉴，方知通常被认为是“官书”的年鉴，其实也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动“面孔”。
昨天开幕的“资政存史、鉴往知来——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及海内外珍稀年鉴展”是《上海文化年鉴》庆祝创刊20周年的活动。这次持续到11日的展览，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近3万种年鉴，集中展示500余种珍稀年鉴，以民国及海内外各类中、英、日文语种的年鉴为主，举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皆有涉猎，为读者绘出一张“高清”版的近代史面孔。
为近代史存照
年鉴作为一种资料密集型工具书，因其分门别类汇集了大量事实、图片和统计图表，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具有存史资政的学术价值。在1934年出版的《申报年鉴》上，刊首就可以找到这样一段“（史量才）先生创办申报年鉴之旨趣”：“论时治史者得日报为之借载无遗，月刊为之征引提举，年鉴则包日报月刊而增补其未能详尽于旦夕之间者……求治者以史为鉴，同人则以史自役容有贡献之处。”
对于史家而言，年鉴最大的意义正是在于提供信史的佐证。《上海文化年鉴》主编沈美新以这次大量展出的民国年鉴为例指出，中国近代史因战乱不断致使史料零散，但正是靠大量年鉴才保存了各行各业、各分类史的确凿资料。这不仅对学者有极重要的参考意义，也让普通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民国社会的细枝末梢。上图馆藏的大量年鉴平日藏在深阁，这次办展也算是提高了这些实用史料的利用率。
本次展览的民国年鉴最早可追溯至1913年，有包罗万象的《上海年鉴》、《实用国民年鉴》，有专业如《铁道年鉴》、《盐务年鉴》、《上海市劳工年鉴》，也有小众如《复旦摄影年鉴》。诸多年鉴收罗至一处，堪似一幅近代史的工笔画卷。其中引人注意的有国内最早的股票年鉴，即1947年出版的《中国股票年鉴》，当时的封面上已有司麦脱衬衫广告；《中国电影年鉴》上随手翻来就是阮玲玉、高占非等人风华正茂时的剧照，此外百代公司亦在1927年出版过《中华影业年鉴》；还有一些内容特殊的年鉴，如一本由中华民国拒毒会出版于1928年的《中国烟祸年鉴》。
绚烂的文化窗口
由于年鉴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修订的官书，以乏味的官样条文为主，所以这次展览亦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限的看法。事实上，大量民国和海外年鉴由私人发起编纂，其资料收集之灵活、编写方式之生动，既为今日年鉴编纂提供了启发，也让年鉴有了一副亲民的面孔，成为一窥绚烂文化的窗口。
富兰克林那本《穷理查年鉴——财富之路》早已跳出年鉴的局限，成为财富类图书的经典读本。一本出版于1987年的《日本浮世绘年鉴》，收录了日本老中青三代重要画家在1985年至1986年间的代表作品。画家以出生年月被细分为三代，其中就有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画家东山魁夷。
除收录画作外，书中还附着那一年间详尽的画展记录。1984年冷战方兴未艾，素来扮演华府智囊团的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所于当年出版的《国际安全年鉴》，字里行间俱是咄咄逼人的味道，书中收录了详尽的苏联军事演习记录、日本防御计划和军备预算等。看着这本小书中论述“从地缘政治看美苏对峙”、“石油、两伊和海湾”等段落不免有些唏嘘。一本1992年出版的《台湾珠宝年鉴》，收录了祖国宝岛台湾具有代表性的诸家珠宝店当年设计的新品，即便如今看来也能当作时尚风向标。
至于《波隆那插画年鉴》、《1997年联合国裁军年鉴》、《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国有化五周年纪念年鉴》、《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等，在其各自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更是以他们不同寻常的内容和角度，让普通观众大开眼界了。
本报记者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