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钢
回家（3）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
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电监护设备等等，花了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长此下去恐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护仪，从监护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了我的同意，罗大夫在母亲的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观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医师已向家属交待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厢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再看到母亲粗重、痛苦地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
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想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倩茹／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