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阅读余华小说《活着》的先入为主的经验，再来看张艺谋改编的电影，实在有种不适应感。在小说中，故事的背景是在农村，家道没落后的福贵，穷困潦倒，成了一个以耕田为生的农民。而在电影中，却将人物活动的背景放到了城镇，真不知是为什么。在小说中有很多重要的、富有意味的细节也被电影很粗暴地忽略掉了。比如小说中，福贵被国民党军抓去后，在战场上因为饥饿，他们“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跟野狼没什么两样”。这个细节电影
中就没有。福贵的哑巴女儿凤霞和人争一根小红薯的细节，也没有。我觉得这两个细节，对于饥饿和饥饿对人性的异化的表现都是很有力度的，可是却省略掉了。
电影中，采用的是顺叙结构，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跟着福贵，不断地去经历家庭盛衰的变故，亲人死亡的痛苦等等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就使电影的叙述，给人一种很仓惶的感觉。而在余华的小说中采用的是循环叙事的结构。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老人福贵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回环。福贵，作为一个经历了太多人间苦难和不幸遭际的老人，一个在苦难中的幸存者，由他来讲述他一生的遭际，这样就把讲述者和过去的经历推开了距离。在效果上，由于这种时间的距离感，就使讲述者的语调显得很平静，从容地娓娓道来。因为愤怒，以及生命中的大悲大苦，在时间面前已经平息了，这就更能体现出“活着”的主题，和对命运忍受的韧度。电影显然偏离了这一点。
在电影中，我注意到，皮影这个道具被强化了，非常地突出。它作为一个意象，在电影中几乎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作为他一生不真实的生活的隐喻。福贵未尝不就是布上的一个影子？当他家道殷实，身为“少爷”的时候，他喜欢听皮影戏。后来皮影戏这个意象又多次出现，但每次出现，几乎都是有关他命运转折的一个不祥的预兆。皮影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好像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在电影中，给人的印象却很强烈。这是电影艺术和小说艺术的区别所造成的。张艺谋很善于创造性地营造道具意象。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灯笼”，可以说是电影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对于苏童的小说文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当我看到碟已快放完，而小说中所写的情节还很长的时候，我在想张艺谋将如何给我们一个结局呢？很遗憾结局却是一个对原作的“腰斩”。在电影中，福贵和妻子家珍还有女婿和外孙，在一片苦尽甘来、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这样的处理更加人性化，更加有人情味。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伦理下的温情脉脉的亲情氛围。这是一个类似大团圆的结局，更适合一般观众的趣味。
谯志宏（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