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笔杆多么纤弱

　　丧家犬也有乡愁□刘原博客

　　下午做了一场苏童的访谈，疲乏不堪。所谓的疲乏倒不是访谈的过程，而是访谈之前的准备，这就好比做爱不累，前戏倒实在是个苦力活。要采访一个成名20年的作家，需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跟当年学围棋时研习大雪崩定式差不多。好在苏童是我喜欢的作家，所以还算是自己乐意干的累活。

　　做完访谈，想起今天恰好是记者节，想起自己不做记者已经五年了，却恰恰在这一天，重操了记者的旧业。

　　做记者是很幸福的，不单是偶尔能拿点红包，而且可以见许多名人，握他们温暖或湿滑的手，讨他们端庄或歪斜的签名。我以前是体育记者，因为熟稔围棋，所以经常跟聂卫平陈祖德玩玩棋，跟马晓春喝喝酒，跟曹大元吃吃大闸蟹，惟一落憾的是，没能和徐莹毛佳君调调情。

　　做记者是很贱格的，8年前，刘处男和几位同事上街暗访伟哥的销售情况，为了取证，还含恨摸出了带有自己体温的半个月工资买了一粒伟哥。同样是8年前，刘处男和几位同事潜入南宁的秀灵路刺探发廊敌情，目的仅是印证预设的主题：法国

　　做记者是很伤身的。譬如做社会新闻记者，你的生活跟脑浆有关，跟焦肉有关，跟浮尸有关。当老婆端上一盘红烧肉时，你会想起白天那起纵火案；她若做的是天麻炖猪脑，你会抱着她的腿痛哭：呜呜呜，你好坏哦，都不肯给往生者一个全尸……

　　我们的纸包不住你们的火。我们是鸡毛蒜皮。我们的笔杆多么纤弱。邵飘萍和法拉奇，死了。

　　一位文字很不错的老同事，据说有一日忽然看破，弃下官衔和薪禄而去，回贵州乡下开了个小服装店，悠闲地当夜郎的婆娘。还有一位老同事，终日念叨着要回南昌老家开个小酒吧。而我，只想回南宁中山路卖田螺，每天打烊之后，懒洋洋地看看报纸上的太平文章，嘿嘿一笑，冲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