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强
美国《时代》杂志又放榜了！在其推出的亚洲版与欧洲版六十年杰出人物专辑中，评选了各领域的“英雄榜”。在“国家缔造者”榜单上，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印度圣雄甘地等入选。而中国女星巩俐则成为“艺术家与思想家”上榜者；其他上榜的中国名人还包括李小龙、李宁等。（11月9日新闻晨报）
尽管只是美国纸媒的“一家之言”，但由于这个“时代”牌的名人榜单委实太过舆论强势，兼之所谓“英雄榜”的名号渲染力，很自然的，此则榜讯迅速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热点。虽然网民们的反应各异，但有一个并不算新鲜的议点依旧成为了旋涡中心：像巩俐这样的演艺和娱乐明星，是否有“资格”与邓小平、甘地等政治领袖同列“英雄榜”？或者进一步推导之，即便崛起的中国需要推出具有时代形象代言力和号召力的文娱明星，是否便只能锁定于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某种特定电影语境下的符号性身影？
众多网友的不同声音和见解可以理解，毕竟，这是一个言论自由、认识多元的时代，更何况，包括政治、历史、文化审美与品评在内的诸多标尺与结果，往往因人、因地域、因知识结构、意趣爱好的不同而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没有任何一份榜单能够调和出人人信服的审美或品评结果。事实上，包括《时代》在内的诸多榜单，都只是一种单向度、单维和单线式格调的媒介表达，它可能很有个性，很能吸引眼球，很具舆论溢出效应，但在拥抱这些刺激性文化元素和市场要素的同时，它注定将失去另一些有质量、有品格的质介元素，甚至可能是更重要、更核心、更具历史参考价值的一些时代质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榜单”（如果它确乎有必要存在的话），真正考验的不是放榜者、榜单操作者的职业能力、审美与品评水准，而是它的读者、它的观众们的鉴赏、辨别和取舍、过滤能力。
可能很少会有人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何现今的各式榜单式声音会如此之多、之嘈杂，几乎让人顿觉进入了一个“榜单主义”时代？除了媒体和媒介要素发达，市场因素的潜性助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与人们与生俱来的情感、审美或文化“腺分泌”息息相联；更直观地表达，那便是渊源流承已久的人文图腾化、偶像化社会情绪和“英雄主义”情结作祟。每个时代、每个族群乃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需要“英雄”代言人的精神砥砺、引领乃至寄托、依附乃至宣泄、释放，它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期的表现形式因之而异，或者神话、传说；或者史诗、演义、故事传奇；或者谣曲、俚曲；或者榜单、传记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人文因素便是，每个时代都不可避免有着强烈的“青史”情结，它迫切地想要在一部人类文明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它极欲展示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脚本的鲜活与光彩，它试图证明这个时代的历史分量、地位和价值，因而会不自觉地以具有时代文化符号性的载体来进行抒写与表达。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无论政治“主导性”、文化“代言性”或草根“旁白性”）身上一一找寻到。
因之，将其放在更宏阔的历史格局下考量和审度，我们会发觉，这张“榜单”，实则是一份历史性的“考卷”。它考验着我们的历史和人文鉴赏力、考验着我们的政治良知、历史视野、人文情怀、思想智慧、审美标准及其客观性等等。在此，我们已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时代生存者和历史见证者而存在，我们更需要一种参与性和介入式的阅读与思考，哪怕是以一根“思想的芦苇”的旁置方式。但它必须冷静、清醒、理性和智慧。近年来，民间兴起了读史热，人们对以黄仁宇、吴思为代表的知史、读史新思维甚是推重。原因何在（后者甚至只是一个业余史者的研究身份）？无他，因他们摒弃了那种固化、教条式的时代性认识樊篱，而以一种超脱、深入和个性化、有骨性的探究与认识方式，打通了思想和价值世界的隐微穴脉，其发现与获得自然顺理成章。
这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与角度的启思，它还告诉我们，在“榜单”们面前，在隐微世界或时代的表象、“假象”、幻像面前，在许多现实、现象的蛊惑力、魅惑力面前，我们尤需以个性、智慧、成熟的历史性阅读、辨别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旁观。它是一份无价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