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特约书评人)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书，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
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
9月24日，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正好三周年。我在这个纪念日里，阅读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始终给人一种古怪、矛盾、冲突、否定的印象，一辈子都是个“患病的、以笔为枪的斗士”。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阐释萨义德，都会显得怪异，与各派主流思想形成强烈冲突，用萨义德自己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outofplace，格格不入。但outofplace仍然是一处place，我们在三年以后站在他生命终极的地方回顾他的一生，环顾他没能经历的现实，可能对这个巴勒斯坦人多生出几分了解。
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是他的成名作。在这本用英文写作的西方文学评论专著里(其实是三篇超长的论文)，萨义德激烈地批评了西方幻想和重构出“东方”概念，完全根据话语需要编造出一个落后、野蛮、粗俗的东方世界形象来。“东方学”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火药味，甫一出版即成为学术界最流行的新概念。
相比起来，1994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虽然处理更激烈的“士不可不弘毅”的现实问题，但题目却温和得多。而这本最后出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更是从古典人文主义谈起，关注教育而非政治，把锋芒收敛许多。把某些段落单独抽出来看，简直会让人误以为是阿兰·布鲁姆这样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所写。但萨义德毕竟是萨义德，同样是在媒体上强调古典人文主义，在大学里教授古典人文主义，那些极端保守主义者才是他内心所最鄙视的。
顽强地守护人文思想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概念有多种定义，芝加哥大学和萨义德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的定义就是不同的，每个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教授更有自己的理解。一般来说，它包含荷马、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特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经》、维吉尔、但丁、奥古斯丁、莎士比亚等人的重要文本，涉及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构成了一个“白人精英男子”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萨义德一辈子就在大学里教授这些古典学知识，所以对古典作家抱有极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人文主义教育的理念，这正是他实践知识的一种方式。甚至他看似和阿兰·布鲁姆一样激烈地批评大学人文教育，不同点在于，布鲁姆的思想也正是他要批评的对象之一。
在对这个时代病症的诊断上，各派学者没有多大分歧。正如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而又和平地区的学生们越来越少地关心经典著作，一方面是现代科技媒体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是日趋复杂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得人们的欲望不断受挫，打不起精神投入那朴素的经典作品中。毒品、摇滚、自杀、虚无主义，这些问题让自命不凡的教授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面对这样的“病态”，布鲁姆开出了药方，在封闭起来的学院里教授古典学，教会学生压抑和自制，通过禁欲与一墙之隔的社会划清界线，在阅读中培养对早已逝去的古典作家的无限热爱。萨义德嘲笑说，布鲁姆并没有什么原创的东西，除了单调的说教以外，只是引入了令人不快的美国趣味。他们阅读的文本是多元化和充满天然生命力，可芝加哥学派的解读方式却沉闷和缺乏想象力。他们不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病症，相反却把大学本身变成另一种病症。
布鲁姆提出的教育问题并不新潮。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就提出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当然杜威给出了另一种教育方式的解决方案。这场争论甚至通过他们的学生传到了中国，就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胡适在文学、文字、方法论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争论。
我们不难发现，几十年前的人文主义者的胸怀要宽广很多。白壁德那一代的人文学者根本不在乎什么“人文核心”。他们缺少沙文主义的野心，也不会把南美、非洲或者亚洲的文化排除在“人文精神”之外。
“审美”是区别旧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者的最大区别。旧人文主义者热爱绘画、音乐，享受文字中的崇高美感，对社会抱有最大的宽容和欣赏。二十世纪那几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戮的后果，最严重的一点恐怕就是抹杀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在新一代学者那里，政治哲学取代了美学，区分善恶、左右、强弱这些对立概念的过程抽掉了审美。因为美学无法避免罪恶，而罪恶又是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多数学者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了。
顽强地面对现实环境
萨义德竟还喜欢谈音乐。1991年他出版了研究音乐史的专著《音乐阐发》。他爱极了贝多芬。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分析贝多芬晚期第九交响乐，萨义德从尼采那里取了个题目为文章命名“不合时宜的思考”。
用萨义德自己的话说，听贝多芬的音乐与阅读荷马史诗一样，都是一个危险的、充满兴奋又不确定的历程。但在这历程中，萨义德从来没有退却或者躲避，他所强调的“知识分子”标准正是他自己一直努力的目标。正如他所承认的，他的“知识分子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做着修正，从文化冲突转向经济冲突乃至于最直接的“战争冲突”，他坚守着巴勒斯坦人的文化立场。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罗蒂极少介入现实，习惯于通过呼唤大家回到黑格尔和杜威，用反讽的逻辑证明独断论的荒谬，从而回到一种文化多元主义。萨义德认为，罗蒂树立的论敌都是虚幻假想的，罗蒂轻易地将它们击败，却对严酷的现实毫无影响。
其实乔姆斯基、罗蒂与萨义德最终的判断和看法并没有多大差别，都被认为是“左派”。罗蒂更是“友好地”认为，这些差别只对政治哲学家有意义，读者只要理解他们的结论就行。但是，萨义德是在批评的情感和态度上把自己与其他两位学者区分开的。乔姆斯基太“冲动”，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罗蒂太“冷血”，对很多真实的残酷无动于衷。乔姆斯基在道义上取得成功，罗蒂在逻辑上赢取胜利，两者都拥有极多的崇拜者。
萨义德却选择了一条矛盾的道路。他坚持用知识分子的方式，从文化上去接触最残酷的现实，在哲学逻辑中尽力表达自己的热情。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感情，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却，却也注定不可能在自己的论述中找到任何解决方案。
有一幅照片最能说明萨义德的态度。他在黎巴嫩、以色列边界上，和孩子们一样，向着以色列那边扔石块。以他那残弱之躯，扔出的石块毫无力量。但这表明了他的政治姿态。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顽强地暴露自己灵魂
萨义德其实不会写专著，他没有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要构建庞大而又严密的理论体系，必须把自我的感情抽掉，像观察一个与自己无关世界那样观察社会，而这是萨义德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萨义德晚年开始强调距离现实最远的古典人文精神，让我们回到“语文学”，回到“言词”中去。这看似是对社会的躲避，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言词”而不是“文本”。
这个世界已被意识形态重重包裹起来。无论读报纸还是看新闻，看到的都是在意识形态偏见下筛选的新闻、选择的评论。现代媒体无孔不入，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到一处单纯而又真实的世界了。只有古典文本还干净，古典作者还健康。无论蒙田还是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他们是用真诚的心来写作的。只要我们同样积极而又真诚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会有所触动。古今之间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太大变动，而人心却没有怎么变。
古代的文本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来阅读它们。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萨义德不像布鲁姆那样赞扬一个已经逝去的、充满假想的乌托邦，他也从不主张我们应该回到过去某个黄金时代。
正因为我们的背井离乡，国破家亡，文化的断裂，使得我们可以更丰富地感受到社会可能，更真切感受无家可归的痛苦，从而在古典文学中获得更积极的动力。萨义德倡导人文主义，也倡导民主批评，其实是同一样事物。萨义德甚至也不介意把他的人文主义称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至少，这是一种和他的思维、他的心灵联系在一起活的意识形态。他的一生实践，他的那么多专著和论文，也无不在诠释这种伟大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的音乐论述堪称萨义德的最爱之一。阿多诺曾说过，现代艺术是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同样的，萨义德孜孜以求地追逐着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处于恐怖、压迫的环境下奋起抗争的精神，包含着知识、毅力、勇气、敏锐和正直。无论失败与否，都让人肃然起敬。
图: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