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画书志学
乔纳森
是谁最先将精神分析理论用在电影上头？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答案。不过，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传》里讲过一件轶事:1924年，好莱坞的名制片人萨姆·高德温突发
奇想，要出10万美元请弗洛伊德来写电影剧本或者提供意见，可惜被回绝了。1925年1月24日《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写着:“弗洛伊德泼了高德温冷水；维也纳精神分析师对电影公司的高价码不感兴趣。”也许弗洛伊德早就预见到了，电影跟他的事业不应该存在交集。可是，1975年，法国的克里斯蒂安·麦茨、雷蒙·贝卢尔等人推出《交流》杂志“精神分析与电影”特辑，把这两个东西捆绑到了一块，从此，理论化的电影精神分析开始大行其道。问题是，我们能相信麦茨吗？你看他的文集《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有没有把至少一部电影阐释清楚了？至于那些只晓得搬弄话头，在电影里不停发掘自恋、幻觉、窥淫癖、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末流学者，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英国人威奇·勒博(VickyLebeau)写的《佛洛伊德看电影:心理分析电影理论》(陈儒修等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10月第一版)一书，就是乱像的写照。他试图把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原始理论跟刻下通行的电影精神分析实践搅拌在一起，结果依然油是油、水是水。作者自己的脑子本来就不清楚，指望他把复杂的理论离析分明，怎么可能？勒博非常赞赏雷蒙·贝卢尔的工作，认为贝路对希区柯克影片的解读“首创‘逐镜逐场’的分析方法，奠定电影文本分析的基础”。不过，贝卢尔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分析方法跟精神分析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还是评论家查尔斯·F·阿尔特曼看得明白，他说:“为了确立他的批评表述，贝卢尔必须削希区柯克之足，适弗洛伊德/拉康之履，按照一个单一的预先编好的程序给每个人物贴上标签。”
中译者在卷首《导读》中指出:“阅读本书，有如倒吃甘蔗，愈到后面愈是精彩……建议由第三章读起，本章描述好莱坞电影史上的一段公案，也就是导演休斯顿的影片《弗洛伊德传:秘密的热情》与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剧本《弗洛伊德场景》两者引发的冲突。”其实，这一章倒是最无聊的，无论休斯顿还是萨特，都远没有领悟到精神分析的精髓。
并不是说电影与精神分析就只能是绝缘的，而是说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阐释电影之前，先得将方法论的疑难攻克了，也就是说，先得把凭什么可以将精神分析理论用在电影上头这一问题回答清楚。原本精神分析就有其特殊的临床对象，它针对的病理与症候，跟电影这一遵循影像逻辑的艺术产品，究竟有没有相似之处？如果有，那范围是怎样的、特点又如何呢？假若这些问题不能先期获得解答，那么所谓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便只能是空中楼阁。
实际上，威奇·勒博也注意到了，“齐泽克对于电影精神分析研究的贡献，部分在于他利用电影作为质疑及诠释拉康概念的方法……但拉康才是诠释的对象，而不是电影，电影在这里只是用来示范、解说的例证而已。”在我看来，齐泽克用以连结精神分析与电影这两者的手段或许是真正有前途的。因为在那些明摆着处理梦、幻觉、压抑、恋母、阉割或歇斯底里这一类玩意儿的电影里，精神分析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对象，应该而且只应该是那些逃避它的分析的东西。我们要在那些貌似正常、貌似理性、貌似有逻辑的境域中运用精神分析的利器，在运用的同时，我们也事实上丰富了精神分析理论本身。也许，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只有齐泽克的“逆向思维”(即并非用理论来解读电影，而是用电影来证明理论)才具有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