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中国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深圳开幕
每个星星都是独立发光的
今天很多理论家都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充满激情的文化革新当中，走得最先锋最激进的就是美术，之后是摇滚，之后是诗歌，再之后才是电影。
艺术家王友身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张艺谋的《黄土地》的视觉经验和符号都是从85美术新潮中得来的”。
从1980年的“星星画展”开始，到85美术新潮，以及谢幕式的89现代艺术大展，美术(更大概念是艺术)在整个80年代都作为中国现代化思潮的一支先遣队。
批评家黄专说，“20年前的这场艺术运动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部分，但对它的检讨和研究还迟迟没有开始”。由他策展的“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11月3日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正是力图去启动对这场运动的检讨和怀念。
从星星画展、85新潮到89大展一条完整的历史线索，这次展览收集了20多件重要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绝大部分是原作。稍具艺术常识的人都会惊叹这些展品的珍贵和难觅，其中包括星星时代的王克平的《干部》、黄锐的《琴声诉》；85新潮时期王广义的《凝固的北方极地》等两幅，是作者自己花高价从海外市场买回的作品；中国第一部艺术录像作品张培力的《30X30》；张晓刚的《遗梦系列》、徐冰《天书》、黄永砯的《1980年临摹的油画，1987年12月1日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五分钟》、李邦耀的《琅琊草与画架上的琅琊草与人》、毛旭辉的《红色人体》……
这些80年代响亮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珍贵文物，堪称绝版，很多作品估价就在500万以上。主办方为这次展览投了3000万的保险，但策展人黄专仍然说:“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别人问我为什么只展一个月，我说这一个月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序曲｝星星画展
1979年9月26日，几个年轻人把自己的画挂到了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外。他们是黄锐、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阿城、李爽、严力等人。展出的作品包括黄锐的《圆明园三部曲》、曲磊磊画的黑白钢笔画等。他们的画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受到西方技法和思想影响的作品，吸引了很多市民。两天后画展被有关部门取消，经过一番抗议和交涉，12月份，第一次星星画展得以在北海画舫斋继续。
1980年，在当时全国美协主席江丰的支持下，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王克平的木雕《偶像》和黄锐的《琴声诉》都在这一次展出。他们同当时学院派美术的分歧更加清晰。《偶像》使用了毛泽东的形象，在现代艺术中应该是第一次。黄锐的《琴声诉》则已具有明显的西方立体派的感觉。
星星画展创造了纪录，原本展览三个星期，后来又延长了两个星期。人数是16万，每天都有七八千人来参观，最多的一天有上万人排队。星星在当时年轻人心中造成的震动，从作家宁肯当年的一篇日记就可以看出。
1980年8月31日，星期四
下午到美术馆看星星画展，虽然有许多画看不懂，但我却很喜欢。画，大部分色调暗淡，意义很隐晦，但给你极深的印象，使你觉得这里有某种深不可测的力量。我的心感觉强烈，使我思考。……总之，星星美展，对我总的感觉是强烈，强烈，有力，有力，就是说，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要变，要变，中国人的灵魂要来一个大翻身。
与观众的强烈反应不同，当时主流画界对此几乎不予置评，只有栗宪庭正面介绍和称赞星星，此后他更成为当代艺术重要的推动者。多年后的艺术理论家评价星星是“从政治性批判意识、启蒙性精神追求和形式性艺术探索三方面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历程拉开了序幕”。1981年以后星星画展被停办，其人员也大多出国。
“为什么叫星星？”画展的发起人和命名者黄锐解释说:“‘文化革命’的时候，你可以说星星，可是你不能用在公共场合上。因为只有一个唯一的发光体是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我们想得非常自然，每一个星星都是独立发光的，它能自己存在，为了自己存在。”
黄锐自述
我出生在北京。我四次见过毛主席。1966年的秋天，我混进革命队伍第三次看见毛主席。大家都举着红宝书。毛泽东一出来，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地喊，然后我看我那些同学们都哭了，当时我很震惊，我心里很凉。大家都热血沸腾的时候，我怎么都凉了呢？可能就是身体里的血液成分有点不一样。
我是学国画开始的，跟谢天民学画。后来“文化大革命”就是画宣传画，画毛泽东的像。后来为什么会画星星画展的那种画呢？大概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来了一批国外的画册。当时美院里都说这些是洪水猛兽，是精神污染。可是我第一眼看见马蒂斯、毕加索的时候，我就认定这是好东西。可能你们在我的画里能找到模仿的迹象，特别是那个《琴声诉》，立体派的感觉特别强。
在星星画展之前，1978年我跟北岛、芒克三个人共同发起了《今天》诗刊。12月23号《今天》作为一本地下杂志公开贴到西单，而且它印出来了。《今天》做了三次诗歌朗诵会，在八一公园和圆明园。我当时设计了《今天》的封面，蓝色的。蓝色是什么？蓝色是天。天是什么？自由、无限。
星星美展是我发起的，跟《今天》诗歌朗诵会有关系。朗诵会回来，我筋疲力尽，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诗人们出了风头，可是画了这个蓝色封面的永远停留在封面上，看不到艺术家的存在。后来我就去找了马德升，说要做展览。我们就找了曲磊磊、王克平、严力，还有李爽啊很多人。但我和马德升把北京市美协的门槛都踏破了，他不给你场地。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商量北京什么时间好——秋天，我们就定下来，9月27号到10月7号在中国美术馆墙外，展出12天。
展览进行了两天，老百姓挺欢迎的。可是到了第三天9月27号我们的作品被押收了。后来《星星》第一次展览会得到了恢复，12月在北海画舫斋重开。
｛高潮｝85美术群体
到了85年前后，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涌入，一场热闹的美术新潮群体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可以用群体、展览和会议进行总结。
最早成立的群体是1984年在哈尔滨成立的“北方艺术群体”，代表人物王广义、舒群、任戬、刘彦等人。他们提出了“极地艺术”，强调理性和秩序性原则。此后短短半年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不同理论指导下的沙龙性质的艺术群体。包括徐州的“新野性画派”，杭州的“池社”，南京的“红色·旅”，厦门的“厦门达达”，广州的“南方艺术沙龙”，武汉的“部落·部落”，以及昆明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等。
这些不同的艺术群体都采用西方的现代哲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这是当时的“时髦”。从黑格尔到尼采，从柏格森到萨特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和哲学理论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群体。这些群体分别在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展览和会议，这使得八五、八六年的中国显得无比热闹，先锋艺术一片繁荣。《美术思潮》、《江苏画刊》和《中国美术报》“两刊一报”是当时最重要的阵地。1986年，全国的各个艺术群体第一次集中在珠海，召开幻灯片交流会。随后又有了1988年的“黄山会议”。
此次在深圳展出的85时期作品，有两件很值得关注，它们都是在黄山会议上首次展示引来轰动和争议的作品。一件是首次公开的王广义1988年创作的《毛泽东AO》的底稿。“文革”期间画毛泽东画像，都是在九宫格的纸上按比例画好，再隐去格子放大成像。王广义故意将九宫格保留并突出在毛泽东头像的外面，以表达“用打格的方式将领袖从神拉回到人”的想法。在参加大展前后，这个作品一度引来了诸多争议和麻烦。
另一件就是中国的第一部艺术录像作品张培力的《30X30》。录像中从头至尾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块面积为30X30(厘米)的镜子，被张培力拿起来砸碎，再用502强力胶粘上，然后再砸，再粘……如此反复，长达半小时之久。张培力说，80年代电视已经开始进入家庭，成为很多人消磨时间的工具。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拍摄一个真正无聊的片子，让人看得很累，可能会真切地感受到时间。“这其实是个关于行为艺术的录像”。
王广义自述
我1980年考上杭州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三年级的时候对创作开始感兴趣，这时候就有很多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进来了。那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啊，看到那些现代派的东西非常兴奋，我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泡在图书馆里的。
1984年我毕业回到了哈尔滨，就跟比我早一年毕业的舒群、刘彦他们在一起，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这个圈子除了搞美术的，还有搞文学的、哲学的、写诗的。
舒群在黑龙江《北方文艺》编辑部工作，住在办公室里，我们这群人每天晚上就去那里聚会，吃饭、谈学术。后来《美术思潮》的主编写信来，说要报道各地的年轻人艺术群体，我们就正式命名为“北方艺术群体”。
那时大家都很穷，亚麻布对我们来说太贵了，我们都用非常破的布画画。我的很多作品是在床单上完成的，把床单绷在架子上，刷一遍胶，就开始画了。我们画完叫朋友来看，拍成照片寄给美术杂志。只要登出来就感觉完成了，根本没想过钱。所以很多当时的画都坏了或丢了，我现存的画三分之二都在国外。
另外一个我参与的活动是“珠海会议”，当时我调到刚成立的珠海画院，珠海方面希望做些活动让这个新机构产生影响力。我就约舒群筹划这个活动，找了《中国美术报》合作。我们把全国各个艺术群体的代表都叫来了，大家用幻灯片交流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理念。“珠海会议”现在已经是史学上的概念，当时我跟舒群开玩笑说我们在创造历史。
《毛泽东AO》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的“极地”理论和创作都是来自西方的二手货，始终是有隔膜的。“黄山会议”前夕，我构思出了《毛泽东AO》的手稿，从这个作品之后，我的所有创作都是表达我生活的这个国度，它的真实经验和历史变迁。
｛谢幕｝89现代艺术大展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可谓是对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一次最集中总结和华丽落幕。几乎所有标志性的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展览。从绘画到装置、行为、摄影、录像，展览内容五花八门，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对艺术的传统经验。这次大展采用“不许调头”的交通标志作为标识。黄专说，这是表达当时艺术家们的一种心愿，即希望当时的改革开放继续向前，不要走回头路。
在王广义等人的记忆里，当时全国的艺术家都涌到了北京，艺术家都很穷，住不起旅店，很多人是住在中央美院的学生宿舍、办公室里。展览结束后，很多展品带不走，就不了了之。
艺术家王友身当时有作品参与展览，同时他又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担负着报道这次大展的任务。开幕后刚一小时，会场内突然乱起来了，很多人叫嚷着说“出事了”，于是大家都往楼下走，涌出展厅。这时正是大展著名的“枪击事件”发生。肖鲁用手枪射击电话亭的行为艺术引来了警察，展览被迫中止。
大展的戏剧性还不止如此。在策展人高名潞和栗宪庭等人多方奔走交涉后，大展被封一星期后重新开展。然而不到一天，有关部门又收到署名艺术家的信，声称他将用炸弹炸毁美术馆以完成中国最大的行为艺术，展览又被封两天。这件事后来在史学家眼中成了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它象征着中国前卫艺术的某些特征:一种有始无终，一种追求绝对自由的不负责任的品格。
大展的内容五花八门，艺术家张念在现场搞“孵蛋”的行为艺术，被劝离场。而王广义的《毛泽东AO》差一点未能展出。开展前一天，有关部门与高名潞等人谈话四小时，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AO》能否展出。王广义回忆说，自己当时在门外一直等待，非常紧张。后来高名潞告诉他，可以展出，但必须写一个说明，表示自己是用非常理性的态度来分析领袖，领袖既是神也是人。这样《毛泽东AO》最终展出，并在大展后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这幅作品也在89大展中被北京商人宋伟收藏，开出了一万元的最高价。
89大展之后，那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运动戛然而止。进入90年代，整个艺术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黄专说:“那是一个被历史封存的时代，对它的客观检讨和反思还远远没有开始”。
专访策展人黄专
批判“80年代热”
记者:你说过，你办这个展览其实是为了批判现在的“80年代热”？
黄专:对。这些天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办这样一个展览，是不是为了赶现在的“80年代热”。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想用这样一个活动来批判现在的“80年代热”。我觉得现在的“80年代热”从两个角度在歪曲80年代，一种是把80年代理想化，认为那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年代，但其实那是一个严酷与理想并存的年代。另一种误解是把80年代庸俗化，用现在时尚的话语来重述80年代的事件，这是必须纠正的。
记者:那你觉得应该怎样客观地理解80年代艺术呢？
黄专:80年代有很多遗产，第一笔遗产是政治批判意识，第二笔遗产是文化启蒙主义，第三笔遗产是艺术独立探索精神。
而现在，这三笔遗产都退到了角落，政治上的批判意识被犬儒主义代替，文化启蒙主义被文化消费主义代替，艺术上的独立探索则被伪国际化，即所谓的国际风格代替。现在不是缺乏自由开放的艺术环境，而是缺乏自觉的人文精神，比如艺术家没有价值感和方向感，市场与艺术完全等同，创作完全模仿西方，失去了独特性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80年代，这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和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艺术基本的价值和方向是不能完全抛弃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记者:陈丹青曾经说过，现在看来85美术新潮其实非常粗糙，非常不理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专:80年代的美术运动有它独特的时代背景，非理性和粗糙肯定是有的，但非理性正是为了完成当时的任务，即打破集权主义的封闭的文化。因此他们反传统，完全向西方学习都是可以理解的。
80年代美术最大的弱点是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方式来追求个人自由，追求启蒙。到了90年代则恰恰相反，艺术家是用一种个人主义的方式来追求集体的欲望，被物质主义新集权控制，还是没有自由。
记者:有人说，你的展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关于80年代艺术的反思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黄专:据我所知，目前海内外有一些机构和人正在准备做80年代现代艺术的展览，我想会有很多类似的话题出现。80年代是一个被历史突然封存的时代，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环境都变了，因此那段历史从来没有被认真地检讨和评论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80年代艺术的检讨和研究还迟迟没有开始。
记者:这次收集到20多件当年的代表性作品，属于非常不易；但从当时创作的繁荣情况来看，似乎又显得太少了。
黄专:这次收集展品是我做展览以来最艰难的一次。一个是因为时间流逝，很多作品在这20年当中流失或损毁了，很多藏品流在国外。另一个原因则是这批艺术品的价格涨得非常厉害，尤其在海外市场价格非常高。所以我找到很多藏家，他们都不愿意将藏品拿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希望呈现80年代美术运动的重要流派和代表艺术家，而且要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但还是有很多艺术家积极支持了我们这个展览。像这次展出的王广义的两幅作品，是他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李邦耀的作品代表80年代的就一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身份证明”。虽然我们给这些作品投了三千万的保险，但只能说是一种心理安慰，因为这些作品万一损坏是不可重复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在冒一种很大的风险。
本报记者田志凌实习生张锦标
图:
《干部》，王克平，1979年。
《孵蛋》，张念，1989年。
《天书》，徐冰，1987－1991年。
《不许调头》，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交通符号作为自己的标识。
《琴声诉》，黄锐，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