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 本刊记者/丁尘馨
中国新闻周刊：吴文光在《流浪的北京》中曾说，“希望用记录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人这种永无归宿的肉体与精神的流浪。”你认为，精神流浪，是否成了中国人在这个巨变年代下的必然命运？
段锦川：也许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信仰，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现世的文化，历来就不看重精神的归宿。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无非是治国齐家修身。
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道德追求是一个最高目标。而近百年的思想冲突和运动几乎将传统道德标准统统践踏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行为失范，精神无所归宿。
中国新闻周刊：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多纪录片表达的主题。你拍了20年纪录片，许多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这是你最关注的吗？
段锦川：“新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至今十多年了，人们甚至研究者大多有一个误读，似乎“新纪录片”与过去的“宣传片”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而无当的概念或者英雄人物转移到普通平民，甚至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实际上，这只是关注对象的转变，而不是“新纪录片”的实质。
说纪录片为某一个时代留下一份忠实的影像档案，它是纪录片最基本的要素。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我的看法是，“新纪录片”的出现，只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讲真话，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事实的真相。
没有信仰，没有坚持，在任何代价都不用付出的情况下，(小人物)就会成为一群随波逐流的势利之徒。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希望通过镜头，记录下什么内容，来体现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段锦川：我对当下的社会越来越不感兴趣。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你们拍了《粉墨春秋》，以见证人口述的方式回溯了京剧200多年的兴衰。京剧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它魂飞魄散？
段锦川：我本人对京剧没有太大的兴趣，更不会把它当作“国粹”。京剧成为“国粹”无非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帝王将相、君臣父子、才子佳人，在一个教育匮乏的时代最有力地充当了高台教化的代言人。
而作为一种艺术，京剧的衰落再正常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惋惜的。只不过身在其中的艺人，犹如戏剧一般的人生常常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选择一种观察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精神变迁，你会找什么样的拍摄对象去记录？
段锦川：我注意到人们在议论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丧失殆尽，但是没有看到对其原因的探究。
以我的常识所及，中国乡村社会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颠覆是1946年至1952年左右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是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运动。
如今的“礼崩乐坏”只是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