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用学术实践“上医医国”思想

　　夏书章：用学术实践“上医医国”思想

　　●他曾两度停学，后来取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他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见证数十年风雨。

　　●他被誉为“中国MPA之父”，获“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夏书章小传

　　夏书章，1919年生，江苏高邮人。原国立中央(今南京)大学法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立陶(今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顾问、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著有《行政学新论》、《市政学引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和《〈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等。

　　将近88岁的夏书章先生依然在中山大学上课。每周，他要给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硕士生上一门公共管理研究课。他还在带博士生，主讲城市管理方向的课程，指导论文。现在，他的大儿子已经退休，当爷爷了。

　　夏书章容光焕发，讲话中气十足。“我70岁以后，家里人不让我骑单车了。”他笑道，“我只好走着来上课，过去还打打球，现在就当散步是运动了。”

　　夏书章很健谈。初中和高中两度停学，出人意表；读大学和留学时走的离奇路程，是原汁原味的小说素材；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竟读了哈佛大学，犹如一出戏剧。看似烽火年代的传奇，背后始终有一股自强不息的闯劲。

　　算起来，夏书章来中山大学已经59年了。这所大学的数十年风雨，他都亲历。单是他个人的经历，已是一个缩影。历尽磨难，他的言语中依然流露出对这所大学的挚爱。对当下高校发展的弊端，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更不顾年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之中，希望带来一点一滴的改变。

　　从年轻时起，他就深信古话“上医医国，其次医人。”他认为：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或译作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他研究的学术成果，曾在特殊的年代无用武之地。而国门重开之时，他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的MPA进程。他说：“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MPA还大有可为，因为中国还是很少。美国开始也没有几所大学有MPA，现在有200多所大学有MPA。中国现在有83所大学有MPA，以后还会增加。”而对别人提起“中国MPA之父”一说，他付之一笑。

　　从小立志治国平天下

　　夏书章1919年1月生于江苏高邮，父亲早逝。夏书章在初中时因家贫辍学，后以同等程度考入南京第一中学。1937年抗战爆发，正读完高二的夏书章回乡教书，后在临时高中读完课程，1939年考入已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政治学系。

　　南方都市报：你在家乡读书时曾经辍学？

　　夏书章：我父亲是乡下小绅士，有一点文化，30多岁就去世，当时我高小毕业。我在

　　南方都市报：1937年抗战爆发时，你的高中生活有什么变化？

　　夏书章：本来1937年我就应该进大学了，可是中间耽误了，这时高中还没有毕业，才念完高二。抗战爆发，我在南京是最后一批走的，要不然留下来就是南京大屠杀了。高邮第一小学请我去教书，好，我就回高邮。半年后，日本人来了，我就到了乡下，我和同学办了一个新式私塾，维持了半年。省里在旁边县里办了一个临时高中，我就去把高三补上。念完了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全国高等学校统考，有一个考区在上海，上海四周都是日本人，但是租界日本人不能动，叫做“孤岛”。教育部在那里设点，只要能到上海就能在那里参加考试。1939年，我们几个人没有路走，反正要闯，就通过沦陷区，日本人查得很严，说不定会被打死。我们坐小船就混过去了。到了上海很困难，没有钱，投亲靠友。结果我考上了。那时候填志愿，第一志愿是填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因为我在南京念中学时对中央大学印象很好，另外，我在南京当排字工人的表兄到重庆去了。抗战时中央大学的图书、设备完整地运到重庆去了，损失最小。我的第二志愿是填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各校在迁徙中损失很大。第三志愿是上海交大。最后，第一志愿录取了：中央大学政治学系。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去读政治学系？

　　夏书章：那时候母亲不管我，老师也不管我，完全个人做主。当时最吃香的是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要么就是经济，因为抗战时期，这方面也需要人才。我去考了政治学系，老师同学都觉得奇怪。我从小就念很多古书，有一个印象：要治国平天下。日本人为什么欺负我们？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同时我也很欣赏一句古人的话：“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最有本事的医生是医国家的。很天真的想法！

　　南方都市报：怎么从上海去重庆中央大学？

　　夏书章：从上海坐外国船到宁波，宁波上岸到金华，经上饶、衡阳、桂林、柳州、贵阳，再从贵阳走公路到重庆。这条路非常辛苦，我们三个同学结伴。就是到宁波的轮船我也买不起船票，当时的船上锅炉工人赚点小费，给他们很小意思的一点钱，让我们穿上衣服，像他们的助手，帮他们铲煤，这样才到宁波。我们从金华到上饶，再到衡阳，那时衡阳没有沦陷，有火车通到柳州。我们到柳州坐公共汽车，票买不到，一个原因是难民太多，拥挤，另一个原因是没有钱。汽车很差，我们就当司机的助手，加加油，干点杂活。贵阳到重庆的路很差，不平，司机的技术又不高明，上面还有日本飞机在轰炸，我们看见一路翻车的多得不得了，我们命大！哎呀，到了重庆，入学已经迟到了。

　　南方都市报：大学生活怎么样？

　　夏书章：我的好多课已经迟到了，我就拼命补。家在沦陷区的可以发给贷金，吃饭不是问题。我入学一段时间，患上阑尾炎，原因是什么？我们吃的饭叫“八宝饭”，那米是最差的，稻子、沙子、虫什么都有，这些东西吃下去当然很容易得阑尾炎。我的同学中得阑尾炎的人很多。学校不错，让我去动手术，现在是小手术，当时是大手术，没事。那时候我们念书还是很认真的。飞机不断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防空洞。我们在山上，有时候断水了，我们自己要到嘉陵江取水，那种日子很难受。但是情绪还是很好的！

　　一见倾心入读哈佛

　　1943年，夏书章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了一学期英语。此时正逢国民党开放文科学生赴美留学，夏书章取得了芝加哥大学入学通知书。1944年1月出国，到达到美国时，先到哈佛大学参观，不禁心折，遂将成绩单向哈佛大学申请，随即入读哈佛大学立陶公共管理(今肯尼迪政治)研究生院。1946年获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因抗战已胜利，毅然回国。

　　南方都市报：什么机缘去美国留学？

　　夏书章：毕业了要找工作很难，当时有一个私立中学就在附近，缺英语教师。我去教了一学期。当时有一个很巧的机遇，国民党怕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出国留学抓得很紧，只让学理工科的出去，人文社会科学的不让出国。这个事情开始无所谓，后来国际上知道了，说中国不民主，压制文科的学生出国留学，压不住了，就在这时候开放了。我有股闯劲，行不行都要闯一闯。我们当时用的书都是英文原版，有一本美国的《行政学》教科书是1926年第一次出版的，这个作者叫怀特(White)，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同时也是白宫的顾问。我对行政学很感兴趣，也知道他在芝加哥大学，我就向芝加哥大学申请读研究生，看了我的成绩单，行了。我们是第一批开放的学生。

　　南方都市报：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怎么去美国？

　　夏书章：从重庆坐飞机到昆明，昆明坐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经过喜马拉雅山。很危险，我在飞机上看，一路掉飞机，还要戴氧气罩，命大，到了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坐火车到孟买，从孟买坐美国的船去美国。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到悉尼，墨尔本穿过巴拿马运河，到大西洋，终点是波士顿。在路上，上面有日本飞机，水里有潜水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救生衣，吃饭、大小便都不能离身的。(笑)我到了波士顿，哈佛大学就在波士顿附近，我就去看看，印象非常好！我住在一个住有美籍华人的家里，他们很热情，战时很少中国人去嘛。屋主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老教授，很乐意跟我交谈。哈佛大学有一个立陶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我知道这个学校是名牌，但是我的学科的“祖师爷”在芝加哥大学。我就拿着成绩单到哈佛大学试一试，看能不能在哈佛大学读书，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也很有地位，一看芝加哥大学录取我了，哈佛大学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南方都市报：哈佛大学的校园生活怎么样？

　　夏书章：我念高小的时候，学校的前身是致用书院，重学以致用。曾经试着把整个学校叫做“致用市”，模拟选“市长”、“市议员”，我当过“市长”。所以，我念行政学和市政学念得很起劲，也许多少与此有关。

　　南方都市报：毕业后怎么回国？

　　夏书章：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是在出国之前结婚的，1943年我和同班同学汪淑钧结婚，我到了美国以后，已经联系好了让她到美国当助教，但她和母亲一块在重庆，她不能来。当时听到抗战胜利了，心情很激动。内外的原因，我想回国。1945年我就想回来了，可当时要回中国，又不简单了，太拥挤了。没有飞机，只能坐船，要排队。等到1946年我才回来，大轮船里客满。回来走了另外一条路，也是冒险，因为美国在打仗时，船破坏了很多，造船很慢的，就刺激生产，出现了一种“自由轮”，比较简单，不是正常的客轮，我坐这种船回来。经过日本到上海，21天就到了。去的时候从孟买到美国花了50多天。我到了上海，当时我爱人要离开重庆到上海，情况一样，也是没有船，结果我在上海等她。真是天真啊，胜利以后只要能回国，什么都不管，连工作都没有联系。

　　南方都市报：你在美国拿到学位了吧？

　　夏书章：我拿到了MPA，当时准备继续念下去，但是顶不住抗战胜利的激动，一回来，没有想到国民党乱得很。但是很多人都想回来，跟我同时回来的人很多。

　　“你跟肯尼迪是同学”

　　1946年秋，夏书章回国后在江苏学院任教一年。1947年秋到中山大学任教，从此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历经59载风雨。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现为中山大学行政学和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反右”时，夏书章被指为“特务”，理由是他跟肯尼迪是“同学”。

　　南方都市报：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来到中山大学任教？

　　夏书章：1947年，中山大学派人到南京招聘，我觉得中山大学很好。解放前，中国最大的三个大学是

　　南方都市报：在1947年到1949年间，你对国民党怎么看？

　　夏书章：绝望，而且厌恶。就是希望共产党快点来。解放前，国民党想把中山大学搬到海南岛去，我们有护校运动，把仪器设备装起来，拖延时间，一直拖到解放。后来我们搞罢课、罢教，王越老师是我们的老学长，领导我们一起运动。活不下去，钱都不值钱，我们买东西要拿一大堆钱，才能买一点点东西，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南京解放了，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教育部就在我们中山大学旧校区文明路。我们就在教育部门口摆了一个摊子，叫“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我家里的书、录音机都拿出来，新闻记者来拍照片。国民党很丢人的，教授都没有饭吃了。然后，就是全市支援，送米。(笑)有学生被抓起来，我们去营救，有种种活动，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下党领导的。(笑)

　　南方都市报：1947年之后你在中山大学主要教什么课？

　　夏书章：1947年我到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三门课：行政学、行政法、市政学。1949年以后搞课程改革，1952年院系调整，就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系全部停掉了。那时候学苏联，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说沿海打仗，把中山大学不少精华的力量抽调走了。现在中山大学重新发展了，发展得不错。

　　南方都市报：后来的政治风云是怎样度过的？

　　夏书章：“反右”的时候，我是“边缘人物”，当时有些很“左”的人想把我打成“右派”。他们说我回国是来当特务的。后来听说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的，差不多跟我同时，就说我和肯尼迪是同学，很可笑。原来在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报纸登出来，说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我们一个老师就说：“你跟他是同学。”我也没有办法否定，他确实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嘛。第一张大字报就攻我这一点，我说：“奇怪了，一个人是大坏蛋，从小到大跟他同学的人都是坏蛋？”后来越编越神，说我在美国就跟肯尼迪很要好，商量好了，他在美国，我来中国配合他。这都是很荒唐的。后来又说我是“落网大右派”，他们的逻辑就是：你为什么从美国回来？我说：什么逻辑，你就用你的逻辑来想我，如果是你就不回来了！“文革”十年，没有想到拖这么长。

　　引进和发展MPA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夏书章一直为推动中国引进MPA(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努力，1999年，MPA终于在全国24所重点高校试点招生。夏书章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之后，你曾到哈佛大学教书一年？

　　夏书章：改革开放了，恢复国际上来往，哈佛大学有一些老朋友，根据香港的报纸，说夏某人已经畏罪自杀了。我和他们在美国见了，他们哈哈大笑：“你还活着，我们以为你死了！”我说：“我为什么要死啊？！”(笑)他们把剪下来的报纸复印了一份，给我作为纪念。1980年我跟杨联升还在美国见面。1980年到1981年我在哈佛大学教了一年书。一年后，还有别的学校想聘请我。我因为在1980年就担任了中山大学副校长，去了一年就已经够长的了。那时候我已经61岁了，后来到了65岁就不做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把MPA教育引进到中国来？

　　夏书章：MPA是1999年引进来的。中国要发展，干部素质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MPA是国际公认和流行的一种教育模式。80年代就引进了MBA，当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起来了。国际竞争越来越多了，怎么应付国际竞争呢？要有新思想，MBA抓得对，MPA要晚十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深入不下去了，政府这一关过不了，如果政府的

　　南方都市报：中国MPA的发展，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夏书章：现在的问题是师资，把原来的课程搬过来，从书本到书本，不行的。因为对象都是有经验的公务员，不是本科毕业马上进来的，有实践经验，有体会，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现在洋为中用，怎么消化好，不是机械地照搬，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MPA除了师资的问题，还有案例的问题，首先就是案例的看法，案例绝不是举个例子，讲讲故事，报告文学。那些只能是素材，要根据什么理论，理论结合实际，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在美国，案例是很值钱的，只有几个学校有案例库，要用要给钱，他们是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所以把素材加工变成教学案例，不容易，要有很深的理论修养，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我们的老师有一个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践经验。MBA有这个问题，MPA也有这个问题。企业家面对的是顾客，我们面对的是公民，顾客掏得起钱才能买得起商品，没有钱根本不和他发生关系。公民不同，弱势群体，你不能不管，没有钱，还要救济他，安排他，尊重他的公民权。所以有些问题要深入进去，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从表面上来做文章，往往做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公共管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何在？

　　夏书章：公共管理这一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从前不是说嘛：一件事情在发达国家三个钟头就办好了，差一点的地方三天，再差一点三个星期，再差一点三个月，再差一点三年，扯皮啊。观念就是不一样。现在我们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坚持中国特色。引进不是盲目地，机械地全盘照搬，而应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国策进行再创新。MPA教育也是如此，有待我们继续努力，不断总结提高。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本报记者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