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钢
归根（2）
现在，惟一可行的，只剩下送回老家一条路了。
老人大都会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找一个安全舒适的退路，我是指在他们头脑尚清醒、能自主决定的时候。父亲很早以前就一直念叨着回老家，回老家，老家成了父亲心中的一个夙愿。尽管许多年过去了，“老家”在他心中其实已演化成一个符号，一个心结，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我们把父亲最近的种种表现对老家的堂哥堂嫂说了，兄嫂很开通，更善良。他们一口答应下赡养父亲的责任。堂兄赶过来接父亲走———他们从我手上接过的，不啻于一个压身的养老重担。
母亲5月6日去世，父亲5月23日上午动身，离开了他们老两口共同居住过三年的这间房子。搀扶父亲下楼的时候，父亲没对这间房子表现出半点留恋，咒骂声留在楼道足足有20分钟。临了恶狠狠地扔下一句———
“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
父母的老家都在河北定兴，距北京100多公里。由于家境窘困，人口多，父亲二十岁出头便只身来北京谋生，一猛子扎在京城六十多年。
长久以来，定兴人在北京落脚的职业大致有三种：搓澡、修脚、摇煤球。父亲就是从一家叫做“恒和元”的煤铺的伙计干起的，公私合营后改制为国营煤厂。父亲一辈子和煤打交道，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浑身上下散发的煤味，怎么洗都去不掉。
我曾为父亲的职业自卑过，而且这种自卑感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父亲工作的煤厂就坐落在离家200米远的胡同里，凡是和同学经过那里，或学校组织看电影等活动排队必须经过那里，我都低下头尽可能地绕着走，心下祷念，爸千万别碰巧在这时出现，远远地喊我，叫住我，被同学老师撞见。
我当时想，父亲不合时宜的出现，定会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丢面子，根本不曾顾及父亲的面子———他是那样地把我视作珍宝，并时刻以我为荣。
生我那年母亲42岁，父亲比妈大了将近一轮，那年53岁。我是父亲老年得子的产物。后来常听父亲念叨，说关公53岁单刀赴会，而他的骄傲是在这年有了我。
我从小对“老家”的印象特别深。自打我记事起，几乎每年的春节我都跟着父亲回老家过。在北京一大家子六口人总是要团圆的，所以父亲每年都是在北京过完大年三十除夕夜，初一一大早坐火车走，初三回来。
别看只是个老工人，每年回去，父亲都是一身簇新的裤褂，毛呢大衣披着，显得很有派头———穷也有穷的讲究，父亲一生爱面子，文化不高，但心性儿高。父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无论在老家，还是在北京的我们这个小家，他有杀伐决断的魄力，在一家人中极有威严。有父亲在，什么难处好像都能迎刃而解。由于他说话句句在理，办事一碗水端得平，所以大家对他的行为处事都心服口服。连老家我的两位大伯也惧怕父亲三分。这些我是知道的。
北京呆了60多年，连他的儿女们都快成“老北京”了，可老两口依然乡音未改，还是一口纯正的定兴口音。我们印象里，父亲好像从没把北京的家真正当成过自己的家，他操心的永远是老家盖房、修家庙、迁坟的事，他在这里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有一少半为了儿女，更多的是为了老家，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回“老家”。
老家是他成为落叶以后，注定要归的根。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