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丞
今年6月初，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鲜词通过各类媒体开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
11月6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名录涵盖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其他等9大类，共43个项目入选，其中28项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
国家、省、市各级政府都行动起来，吹响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号角。长久以来，一些根植于中国最基层乡土中，在日渐喧嚣的社会上渐渐隐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浮出水面，走入大众的视野。当我们真正走近它们，在惊叹于自己竟然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不能不为其中众多项目濒危的现状而扼腕、而心揪。
平阴渔鼓，位列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32号，编号07-6。“写一下它吧，现在就一个人会唱了。”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处长刘敏秋说。
平阴渔鼓：
传承七百年，几近成绝唱
11月15日上午，记者赶到平阴县孔村镇郭柳沟村，见到了平阴渔鼓的唯一传人、今年60岁的朱世年。
摇着尾巴的黄狗跑来跑去，几只母鸡圈养在鸡舍里，院中堆积着秸秆……朱世年的家是一个典型农家院落。房间里只有床、桌子等几件简单的家具。“屋里太阴冷，外头暖和些，要不咱们到外边坐吧。”朱世年建议道。
日头照耀着的院落，的确比屋内暖和一些。阳光下，朱世年眯着眼睛，开始讲述自己40多年来与渔鼓结下的不了情缘。
1958年，12岁的朱世年迷上了听渔鼓。那时候，每逢镇上赶大集，一些老艺人便在集上唱渔鼓，听者众多，很是热闹。小小年纪的朱世年不仅听得如痴如醉，还偷偷地跟着学。没两年功夫，朱世年已经可以模仿得有模有样，甚至可以唱一些长篇大书了。
18岁那年，朱世年遇到了在平阴卖艺的渔鼓艺人邢永胜，便拜其为师。由于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世年一点就通，不出一年便掌握了渔鼓手、眼、身、法、步的要领。按渔鼓艺规，至少要学五六年方能单挑门户，而朱世年19岁便走上街头独立门户了。
不久，朱世年加入了平阴县曲艺队，与落子、坠子、山东快书艺人一起“上山下乡”。那时候，曲艺队每到一处村庄，打麦场上便黑压压的全是人，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要赶来听他们说古论今。
但是，随着“文革”的开始，曲艺队被解散，朱世年唱渔鼓的嗓子哑了。十年后，“文革”倒是结束了，可平阴的渔鼓艺人，年长的多已故去，年轻的多已放弃。朱世年却重操一身行头，将渔鼓重新唱响。
“我就是饿死，也不能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艺术。”一直沉浸于往事的朱世平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朱世年艺名朱元庆。平阴渔鼓历来由全真教龙门派“柴门”弟子传承。“祖师爷丘处机开山创派，是为全真龙门派，其下分‘贞、柴、杨、张、赵’五门，五门的教谱(辈份)统一，立有‘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何教永元明，志理宗成信’等三十代(后五代散失难考)。”朱世年艺名中的“元”字表明他是柴门第19代传人。
相传“渔鼓”始自唐代道教的一种劝善方式，后来演变为说唱历史小说和典故。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作为伴奏乐器，其中渔鼓用鱼皮和竹筒制成。14世纪初，平阴地区伴随着道教的兴盛，渔鼓得以广为流传。在其后的历史沿革中，渔鼓从道士化缘的“唱道情”逐渐演变成类似说书的曲艺形式。
为了让记者对渔鼓有一个直观感受，朱世年决定亲自唱上一段。他到屋内换装，当再次来到院子时，已是身着长袍，左臂挟着个1米左右的长筒，左手拎着两块30厘米左右的板子——这两件便是渔鼓和简板，关于它们的产生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传说。
相传“八仙”过海时，一条金色鳌鱼兴风作浪，溅湿了汉钟离的衣服。汉钟离怒而拔剑斩了鳌鱼，抽出鱼骨，蒙上鱼皮，制成了一种管状乐器，取名为“渔鼓”。 其后，八仙为王母娘娘祝寿，韩湘子吹玉萧，吕洞宾击简板，汉钟离击渔鼓而歌，热闹非凡。正值此时，美猴王孙悟空恼怒王母娘娘没有请他，闹上天宫，举起金箍棒便打，却正好打在汉钟离的渔鼓上，渔鼓被打了个粉碎。渔鼓碎后，汉钟离找来一根仙竹，请名匠鲁班依样重新制作。鲁班取仙竹中间三尺九寸重做渔鼓。为防炸裂，王母娘娘将她的两个手镯箍在了渔鼓的两头，又用裙带系在渔鼓上作背带。从此，竹质渔鼓便取代了骨质渔鼓。
简板则来源于曹国舅的“阴阳板”。13块阴阳板，两块给了铜匠打锣，两块给了船夫做舢板，两块给了开店的做门扇，最后两块给了说书人。因为这样，以前说书的住店、坐船不用给钱，这是“老规矩”。
渔鼓长65～100厘米，鼓面直径13～14厘米，一端蒙以猪皮、羊皮或油膜(猪膀胱膜)而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载：“渔鼓，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用两指击之。又有简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略外反。歌时用二片合击之以和者也”。
朱世年手中的渔鼓是塑料制成的，简板则是木制，“以前唱渔鼓还要穿云袜象鞋，可是现在置不到了，只能用便鞋代替。”朱世年指着脚上的布鞋无奈地笑了一下。之后，他略一停顿，定了定神，便敲起了渔鼓打起了简板。
“渔鼓打来简板叮，众明公听来开正风……”浑厚有力的鼓声与清脆响亮的简板，朱世年雄浑而又透着苍凉的唱词开始在小院中回响。唱腔时高时低，时疾时徐，或激昂慷慨，或如泣如诉，而表演中的朱世年如此投入，一蹙眉、一挥手，与错落有致的节奏扣得极紧。
这一段渔鼓唱腔飘出了院落。渐渐的，几位村民走进朱家，围站在一旁听着。有人小声道，“老朱又唱上了。”朱世年的声音是郭柳沟村村民最熟悉不过的，每天清晨和傍晚，村广播站都要放上一段他唱的渔鼓录音。
“眼看着这千百年传下的老艺术走向没落，我不服气啊！”这一唱，让朱世年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憋屈：自己一年年变老，近来腿脚也渐感不便，但一身技艺却无可意的传人相授。“难道说真要让我带到棺材里不成？”
“学渔鼓，要耐得清贫与寂寞。”朱世年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先前收了几个徒弟，都有始无终。现在身边有一个徒弟，学了两年，有了点底子，但年近30岁才拜师入门，难学透啊！另外，用朱世年的话说就是“动机不纯”——“学艺不是为了传承这门艺术，而是为了讨老婆。”
原来，朱世年也是到30多岁的时候才娶妻。当年，丈母娘听朱世年唱渔鼓听入了迷，便将年纪小朱世年近10岁的女儿嫁给了他。
尚未讨到老婆的徒弟梦想着向师傅当年那样交上“好运”。
朱世年相信老百姓还是喜欢渔鼓的，要不为何自己这些年演出总是不乏听众。“内容都来自民间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能说到老百姓心坎里。”
或许，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展现的舞台和空间，朱世年如此揣度。这些年来，重视文化遗产的宣传，使平阴渔鼓渐渐有了些名气。每逢有人搞庆典活动，朱世年常被请去表演助兴。“就在昨天，东平的一个单位请我去演出了，10来分钟给了400元。”报酬不少，但朱世年心中却不痛快，“领导来了，把我推上了台，领导一走，就不让我唱了，这叫啥事呢？”朱世年说，渔鼓是民间艺术，不让老百姓看，怎能生存下去？“这么多年了，只我一个人还在唱渔鼓”，尽管不乏“粉丝”，但他仍常常感到一丝落寞。几年来不少媒体写过他，但他只喜欢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写出了我的寂寞。”
在这篇名为《寂寞渔鼓凭谁诉》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春耕秋收，劳累一天的朱世年回到家里，一有空闲就拿起渔鼓唱上几句。老伴是他最好的听众——当年岳母就是因为喜爱听他的渔鼓才将女儿许配给他。夫妻俩的话题除了过日子的柴米油盐，大部分说的就是渔鼓……
一个月前，朱世年的老伴因病去世了。
朱世年家有10亩地，凭借表演渔鼓每年能收入1万多元，在村里算是有钱的了。但为了给老伴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这学年的学费是平阴国家粮食储备库的一位好心人资助的。朱世年恳求记者一定把这事报一报，“帮我说一说吧，不说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前不久，朱世年买了些磁带，“买的都是最好的。”他要把自己会唱的渔鼓都录下来，就算自己有一天不在了，至少还能留下那么一点东西。
平阴渔鼓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朱世年又看到了希望。他还希冀着平阴渔鼓能再接再励，入选省级甚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摆个舞台，参加评选的都上去展示展示，我就不信渔鼓不能胜出。”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向朱世年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有特定的要求和程序，但身为农民的他还是习惯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
“留下工程”：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1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济南皮影戏仅存的几个传人之一、年已75岁的李兴堂。他的师兄弟或已去世、或心灰意冷，而教的几个徒弟则纷纷改行。在济南，逢有皮影戏表演，必定是一对银发夫妻，男的操纵皮影，女的击鼓伴奏。李兴堂和张梅云夫妇一同走过了50多年，琴瑟和鸣，为延续济南皮影戏的生命做着最后的努力。
李兴堂将自己家的一间屋子改造成了演出场和工作室。他在这里为来访的客人表演并制作皮影道具。房间的四壁贴满了照片，不少是为外宾表演时照的。其中的一张照片，李兴堂头未白，比现在要胖，微笑着摆弄着手中的皮影。“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皮影在手，李兴堂心里头感到踏实。
但现在，李兴堂话语中总是透着忧虑：十几年没收弟子了，虽然自己的孩子跟着学了些，但毕竟难以独当一面，一旦自己不在了，这济南皮影可怎么办。“开始很伤心，现在想开了”，李兴堂说自己在进行着“留下工程”，尽可能地整理出济南皮影戏的文献资料，最好能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皮影艺术馆。
此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表中有濒危状况一栏，济南皮影戏仅仅填了七个字：“后继无人、无市场。”言虽简却饱含无奈与辛酸。
济南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像济南皮影戏、平阴渔鼓这样濒临失传的项目不在少数。在郭柳沟村，记者还见到了名录中第25项“王皮戏”的表演者之一梁广斌。这出产生于清初，清道光年间传入郭柳沟村，世代相传已历六代，有160余年的历史的民间戏曲，目前只有4人会唱，而唱全该剧却需要几十个演员。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用严厉的措辞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这份文件要求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形成了文化断层。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逐步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由于认识的不足和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并没有遏制住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灭绝的趋势。“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当其时。”省民俗学会名誉会长、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李万鹏说。
今年5月，济南市启动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建立工作。
一个新鲜的概念带出
一项复杂的工作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次随机采访。虽然大多数市民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知道今年关于“它”的事还挺多，但对其定义却没有人能准确表述。
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个新鲜的概念。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第三十二届会议，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明确的定义：“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了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工作和宣传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被大众知晓并获得认同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点，即使是文化工作者也概莫能外。
刘敏秋至今还记得工作刚开展时的困难局面。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他在内的市文化系统工作人员一时也难弄清。“以前搞过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个全新的概念。”市文化局多次组织学习班，为各县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补课。绝大多数挖掘整理工作要靠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完成。
“国家要在2008年初完成名录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前期调查工作，此后工作重心将转向保护与传承。”刘敏秋介绍，首批名录公布后，工作并没有停下来，第二批正在申报整理中，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正式公布。“评审工作参照国家级名录，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进行，不存在地区和行业间的平衡。”
每一个申请项目都要列出一个5年内的保护规划，入选的项目将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每年都会有复查，确保这些规划能落到实处。”刘敏秋介绍。
每股热潮难免有非理性的成分存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学界不乏冷静的声音。《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肖复兴撰文疾呼：如同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只是我们赚钱的机器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是赚钱的宝贝，它们的“物质性”方面，都需要我们保护；它们的“精神性”方面，都需要我们发现并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文化的价值，而不是经济的价值。
对此，省民俗学会名誉会长、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李万鹏有着相同的见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不在保护它的物质形态，而在于保护它的内在‘精神’，绝不能仅从商业价值来考虑。”
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斌则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谨防盲目性，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的特色，该怎样保护是一门有待深入研究的学问，“切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采取一个模式一刀切地粗暴‘保护’。”
挖掘、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将是对整个国家的政府行政能力以及公民素质的考验。如果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一个又一个老人的故去而成为历史，甚或被遗忘，那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的悲剧与罪愆。因此，关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传承有序，让朱世年、李兴堂们不再忧心忡忡，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个济南人的责任。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为王海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