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易中天专栏
《资治通鉴》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去。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我们知道，陈寿的《三国志》是纪传体史书。它的特点，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其片断往往散见于各人的传。如果不标出精确时间，就根本看不出先后。鲁肃和诸葛亮的话就是这样。但《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就有先后问题了。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
孙权的决策过程正好就有这个问题。根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刘备和鲁肃“共定交”后，刘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所以《资治通鉴》说诸葛亮和鲁肃到柴桑“俱诣孙权”，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俱诣孙权”，是两个人一起去见还是分头去见？大家都说是分头见。那么，谁先见谁后见？司马光说是诸葛亮先见，而且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以后，孙权才和包括鲁肃在内的群臣集体见面，司马光的说法是“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这样一来，诸葛亮“先入为主”，说服孙权的头功当然是他的。
可惜“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这句话是司马光的，《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按照这个上下文关系，孙权竟没有和鲁肃、周瑜谈话，或者和诸葛亮谈话是在最后。这当然也不对。因此，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鲁肃和诸葛亮回到柴桑时，正好曹操的信也到了。这一点司马光也承认，因此他使用了“是时”(这时)这个词。这时，孙权当然不能马上就见诸葛亮，而必须先在内部统一认识。于是便有了他召开的紧急会议，以及和鲁肃私下里的谈话。《三国演义》的时间表就是这样的。正是这次谈话，使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决无出路。只有联刘抗曹，才可能现在南面称孤，将来克成帝业。鲁肃可谓“一言兴邦”。
这一点孙权心里十分清楚。据《三国志·鲁肃传》，赤壁之战曹操败走之后，鲁肃先回，孙权派了许多头面人物前去迎接(大请诸将迎肃)。鲁肃来到殿前，正要入门行礼，孙权却站起身来，叫着他的字说，子敬呀，本将军“持鞍下马相迎”，够给面子了吧？鲁肃小步急行向前说，不够。大家听了这话，无不愕然。等到坐下以后，鲁肃才慢慢举起鞭子说，鲁肃的愿望，是将军位至至尊，威加四海，一统九州，成就帝业，然后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那才是有面子呐！孙权听了，抚掌大笑，因为这话说到他心眼里了。
我们还可以再提供一个证据。据《江表传》，孙权登基时，群臣都来祝贺，张昭也举起笏来准备歌功颂德。孙权却打住他说，当年朕要是听了张公您的话，现在恐怕在讨饭了！结果张昭趴在地下汗流浃背。看来孙权对当年那场争论一直耿耿于怀。由此推论，当时真正打动他的，一定是鲁肃的那句话：“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之前的史学家陈寿、裴松之的态度显然要客观、公正得多。裴松之在《鲁肃传》和《周瑜传》的注文中说得很清楚：“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也就是说，建议刘备联合孙权的，是鲁肃；说服孙权联合刘备的，也是鲁肃。鲁肃是孙刘联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孙刘联盟的第一功人。
不过，鲁肃只是帮孙权算清了政治账，也就是解决了要不要打的问题。他并没有帮孙权算军事账，也就是并没有解决能不能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仗也打不得的。那么，能不能打的问题又是谁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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