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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鼎康梁变法第一人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1月18日06:36 三秦都市报

  在清末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爱国维新运动中,陕籍京官宋伯鲁功勋卓著。他目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以天下兴亡、救国救民为己任,置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不顾,积极奔走呼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高度评价他:“屡上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今年是宋伯鲁开始变法图强110周年,本报特撰文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维新志士———

  青年时期忧国忧民

  宋伯鲁(1853—1932),宋子钝,号芝洞,又号芝田,陕西醴泉(今礼泉县)人,“家素丰,后中落”。少年得力于母教,聪慧好学,苦读经史,由禀生入太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翌年捷足登第成为第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授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不久执掌山东道御史。

  青年时期的宋伯鲁,生活在闭塞落后的乡村小镇,当时农村经济凋敝、家境清贫。他在《书斋感兴》中记道:“久病不知药有效,严寒转觉火无功;帘疏奥堂皆飞雪,纸裂窗棂不补风”过着“缊袍敝衣”的穷书生生活。他早年的作品中就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面对贫富不均的现象,曾发出“赤芾仍食肉,苍生尚采薇,一官不耐瘦,百姓岂能肥”,“文章名世易,经济救荒难”的愤懑与感叹。他认为正直的农民变为“戎首”,操持干戈起而反抗,是猛如虎的苛政逼迫的结果。

  宋伯鲁受教于长安著名学者柏景伟门下,柏氏被列为“关学宗传”人物之一,他遵奉张载“恒以天下为念”的思想,不求仕进,兴办学社,聚徒讲学。在讲学过程中,常与学生研讨时政,“忧国千言少”。老师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宋伯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一八九四年,宋伯鲁在山东任考官期间,对境内黄河泛滥的实情进行了考察。一八九六年即向清廷上《治河疏》,详细描述了由于黄河决口致使百姓遭受深重灾难的凄惨情景,指出了造成灾害的原因,揭露和痛斥了“河工诸员不实心任事”,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腐败行为,提出了惩办贪官和治理水患的具体措施。此外,还对商州、镇安等地方官员匿灾不报等劣行,据实向朝廷奏报,陈请严办。这些奏疏反映了他对清政府腐朽政治的不满,也表明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是康梁与光绪帝联系的重要桥梁

  甲午中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一些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他们开始觉醒,并且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之中。宋伯鲁本是一位理学修养极深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墨守列祖列宗的清规戒律,视新生事物为奇技淫巧,正襟危坐在清朝这座摇摇欲坠的宝塔之上层。但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的政治更加腐败和黑暗,社会危机也日甚一日,在京任职的宋伯鲁看到这些状况,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担忧。虽然这时他已经年近半百,但他毅然抛弃了陈旧迂腐的观念,与这个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开明官绅一样,希望中国在外患日逼,国势危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1897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沙俄占领了旅顺大连,帝国主义纷沓而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宋伯鲁看到瓜分大祸迫在目睫,忧心如焚。当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创立粤学会时,宋伯鲁即联络陕西在京官员成立了“关西学会”,后又广泛结交秦晋在京人士,成立了关学会。四月,为了团结维新派,集中救亡力量,康有为、宋伯鲁等人将关学会、粤学会等地方性的爱国救亡团体,合并为保国会。保国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百日维新做好了组织准备。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宋伯鲁便屡次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求光绪尽早“明定国是”,推行新政,挽救民族危机。在康有为、宋伯鲁等维新人士的再三鼓动下,光绪皇帝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也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权力,终于决定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变法维新。6月17日,宋伯鲁再次上奏,疏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强调变法维新的紧迫性。他指出“近者强邻逼胁,蹙地接踵”,都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不知道实行变法的结果,要挽救危机,富国强兵,就要实行新政。

  宋伯鲁尖锐而深刻地批评了洋务派推行的所谓新政。他指出,自同治以来,洋务派大官僚们的所谓变法“其效不睹侵削且日甚”,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谓的变法仅仅是建立了几个洋务机构,创办了几个军用工厂,民用企业,编练了几支陆海军,而国是未变,议论末变,人才未变。他认为“三者不变而能变法者,无之”。他主张变法维新,请求皇帝明定国是,就是为了挽救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宋伯鲁又表明了他的变法主张与洋务派的所谓变法存在着不同之处。可见,他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深刻的,也是比较进步的。

  甲午战争后,中外交往更加频繁,驻外公使,留洋学生,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及商人都将西方的社会学说,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传入中国。宋伯鲁对此也很感兴趣并悉心研究。他根据自己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屡次提及。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宋伯鲁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同甘苦、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协助康有为、梁启超策划各种改革措施和实施步骤,还利用自己担任监察御史的有利地位,成为康有为(变法初期康有为仅是任工部主事的六品官,位卑言轻,无资格直接上奏章)等维新派人士同光绪皇帝联络的桥梁,多次将康有为的变法奏疏转达光绪皇帝。同时,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次代宋伯鲁起草奏章。

  在康有为、梁启超、宋伯鲁等人的积极推动下,维新运动蓬勃开展,光绪皇帝在1898年6月11日下明定国是诏以后,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新政诏令,这就触犯了封建卫道士们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仇视。他们百般阻挠新政的推行,必欲将新政扼杀于血泊之中而后快。于是,宋伯鲁与顽固守旧派官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98年7月,宋伯鲁与杨深秀联名上奏,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身为总理各国事务之大臣,但却“深恶洋务,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建议光绪皇帝“可否将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官降调,退出总理衙门行走”,光绪皇帝奏准。

  顽固派不甘失败,8月,御史文悌上奏,弹劾宋伯鲁,杨深秀“受人唆使,结党攻讦”,“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认为他们不宜担任御史之职,“令回原衙门行走”。

  光绪皇帝倾向维新派,反而革除了文悌的御史职务,令其回原衙门行走。在这个回合的斗争中,维新派暂时取得了胜利。

  为废除八股考试出力最多的人

  宋伯鲁与其他维新志士一样,认为要变法维新,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是当务之急。他曾于1896年12月刚入都察院的时候,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乡、会试第三场及各项考试策题,专问时务”。他说:“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其原因,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自明代以后八股考试制度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诱使他们埋头故纸堆,皓首穷经,葬送了他们的青春乃至一生,埋没了许多人才。士子读书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这样,他们怎么能够“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呢?八股文极其严重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学术思想界呈现出一片黑暗沉闷的局面。宋伯鲁在猛烈抨击了八股考试制度的严重弊病以后,又把中国和西方各国教育制度加以比较研究。他认为:西方各国都非常重视向学生教授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能够实际运用的知识和技术。所以,自童幼至弱冠,教之以算学、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却是把人们束缚在八股帖括之中,“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他大声疾呼,指责中国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青年时代的宋伯鲁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是走八股科举考试之仕途,故而他深知八股考试对知识分子摧残的严重程度。所以他请求光绪皇帝下明谕,永远停止八股。

  1898年5月,宋伯鲁又上奏,请求光绪皇帝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都一律改试策论。他认为不通经史的人不可能真通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不懂时务的人也不可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他认为中国人才衰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士子对于中西两学不能会通。那些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僚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一概无知,而进过洋学堂懂得所谓西学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传统的经史子集又茫然不解。由此可见,宋伯鲁将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变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的问题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新政能否顺利推行,民族危机是否可以挽救,关键皆在于此。宋伯鲁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在当时的维新人士中还是独具特色的。他实际上是主张将中西两学融汇贯通,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熟悉当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掌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知识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去,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才不至于只学西方的皮毛而忽略根本问题,才能避免重蹈洋务派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依赖西方援助而创办的所谓“新政”的覆辙。同时,他既抨击了顽固守旧派对西学一概加以否定摒弃和泥古不化、因循守旧的迂腐思想,又将自魏源以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就是既师夷长技以制夷,又结合中国的具体状况,发挥我之长处,就能更有力地“制夷”———抵抗列强的侵略。宋伯鲁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见解。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西方的社会学说也不是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消除中西新旧之间的隔阂,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收那些有利于中国富强的思想主张,舍去不适宜中国社会的主张,所以说,宋伯鲁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深度的。

  由于宋伯鲁等人数次上奏的促进和社会形势的影响,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3日下诏,废除八股,考试策论,这是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新政措施。

  主张办报为变法鼓与呼

  1898年初,宋伯鲁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他在奏折中以日本为例说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前游历过欧美各国,回国以后,首先向皇室奏请在东京设立报馆,亲自主持报馆的业务并为报纸撰稿,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皆归功于报馆”。宋伯鲁赞同伊藤博文的看法,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日本向西方学习,创办报刊大见成效。

  宋伯鲁认为报纸的好处有四方面:第一,报纸可以“指陈时事,用以弥补或校正政府施政的不足或过失之处”,报纸上的报道评论可以“备朝廷之采择”。第二,各省行政中的利弊以及民间的疾苦都可以通过报纸传达到中枢,作为朝廷颁行政策法令的依据。第三,报馆所翻译的西方书籍报刊介绍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报道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最新消息,可以增强对各国和国际关系的了解,同时可以用来分析敌对国家的动向。第四,报纸可以每天、每两天或每旬出一版,刊载有关新政的消息,宣传变法维新,以推动新政事业的顺利发展,以“广耳目而开风气”。宋伯鲁还说:古代创业靖难的君主,都是倚仗了广听兼纳的好处,而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之间的交通事业都很发达,同时,变法期间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思想主张极其繁杂,虽然皇帝“圣明天聪,然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舍阅报无由”。而朝廷大臣与封疆大吏中半数以上都属守旧官员,要引导他们倾向变法,推行新政“亦舍报无由”,于是他向光绪皇帝推荐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认为这家报纸“依西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明,其中论说皆按切形势,参酌中外,切实可行”。他建议光绪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办,责成梁启超等人实力办理,每出一本,先进呈御览然后印行,令各级文武官员一律购阅,便能够达到推动维新运动向前发展的目的。到7月17日光绪皇帝批准了宋伯鲁的奏请,谕令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自此以后,上海《时务报》更加积极地鼓吹新政,宣传变法维新,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财政上力倡“开源”和引进外资

  宋伯鲁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守旧不变法,无兵无舰,无枪炮厂。因此他建议练兵百万,购战舰数十,设武备水师学堂,开办枪炮厂,筑铁路,开银行,办学校等同时并举,百废俱兴,以振体而御外侮。关于建设资金问题,宋伯鲁献计献策:首先压缩各省经费开支,按规定比例成数向各省筹款。更主要的是由政府派员到美国等富有国家筹集资金,招徕商人,准其中国各省开办铁路、矿务,以此为条件获取巨额外资,兴办上述诸项事业。这样既可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又可达到保全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宋伯鲁的一套经济设想和向美国筹款的主张,虽然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但却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宋伯鲁毕竟是维新变法期间一位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为顽固派所深恶痛绝。慈禧在发动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的当天,便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罪名将宋伯鲁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降旨拿问。而宋伯鲁当天还上奏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为联络外国的参赞,康当晚还在宋家喝酒。宋伯鲁闻讯逃入

意大利使馆避难。不久,他携带家眷逃往上海,请求英国领事保护。他剪去发辫,穿着西装易姓为赵,“以赵氏起检点为天子,有宋,本同出世”。依靠岳丈家资助度日。宋伯鲁曾去过日本,后又回到上海,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仍有秘密联系。1902年,他回到陕西,受到地方守旧势力的迫害,被监禁西安。辛亥革命以后,宋伯鲁受北京政府的邀请,曾一度出任参议院议员,1924年再回陕西,主持修撰陕西省志。1932年逝世,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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